文革系列之一：
阳台下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 发生在1966年至1976 年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只有三岁， 刚刚开始记事，当时看到的景物，如今仍能依稀记起。我的所有童年往事，都起始于文化大革命那些特殊的岁月。
1966年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住在广州禺东三路。父亲的生母早在50 年代中病故，奶奶是其后母。爸爸，妈妈和爷爷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去上班，中午回家吃饭和午休，一个星期工作六天，这样，每天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我和奶奶。我常常搬一张小竹凳子，坐在一米宽的阳台上，看日出日落，看街景，看我所能看到的世界，等待着爸爸，妈妈和爷爷下班回家。大人们不准我下街玩，说不安全，奶奶每天有做不完的家务，于是， 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至少有两年。
那时我们租住的是一幢旧式四层洋楼的第三层，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客厅，客厅上有一个阳台。阳台不大，最多只能站两个人。阳台的两边是两扇高大的镶铁框的玻璃窗，旧式洋房的天花板都很高，再加上阳台和两个大窗户都朝南，因此客厅总是个充满阳光的地方。客厅的地面铺的是大块的瓷砖，暗红色与灰色相间，记忆中的客厅并没有太多的家具， 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旧的老式红木长椅，广州人俗称钢床，所以，那个客厅，在我的记忆中，又开阔又明亮，是赋予我童年梦幻与想象的地方。
从阳台上往下俯视，正对着禺东三路。禺东三路其实是市区德政路上的一条内街，或叫巷子，宽约只有4-5米，不能走机动车辆。我们住的楼是巷子内的第二栋，因此从阳台右边望出去，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德政路上的街景了。 另外，阳台正前方的几排房子都不高，即前面的禺东一路和二路的房子都不如我们三路的那排旧式洋楼高，所以，右前方德政路与中山四路交接处的十字路口，也能在阳台上隐隐约约地窥得一隅。
每天清晨，街上会传来踢踏的马蹄声，那是清洗马桶的马车来了。那个时候，城市中很多家庭都没有厕所和抽水马桶，晚上大家都在家里备有大小便的尿盘便桶，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就拿到路边等粪车来了倒到车上去。那时，城郊的农民每天驾着马车，走街串巷的收集那些肥料。我们住的房子有厕所，不过， 小孩子都习惯用便盘，只是我们不用大清早的提到街上去等马车来。除了马车，那时的德政路上最多的是人力三轮车和机动三轮车，有拉货的，也有载人的，四个轮子的大车那时有吉普车和东风牌大货车，但不太多见，德政路上没有公共汽车，只有在中山四路上才有电车和巴士。机动三轮车是那个时代的出租车了，可是一年到头也难得坐上一回。路上的自行车也不算多，因为文革时，自行车也属于奢侈品。所以，从阳台上看下面，并不能说是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另外，德政路上也没有绿化带，故也不是郁郁葱葱和繁花似锦，反而四周的民房多是以钢筋水泥结构为主体，加上石米批荡为外墙的老式楼房，故眼下多是灰色的房子，灰色的马路，没有霓虹灯的流光溢彩，那只是普通的宁静的南国市井，常带一点幽幽的蝉鸣，没有壮观，不见繁华。
文革初期，白天街上经常有游行。只要听到阳台下传来高喊口号的声音，我们就会关上大门，这时最好不要下去，只能在阳台上观看，看看是什么样的游行。那时的游行，全是政治上的游行，即便是像劳动节，党生日和国庆的游行， 也是为了政治。游行的队伍有长有短，少则十几分钟就能看完，长则半个多小时还在走。游行的人们一般都穿着旧的绿色或蓝色外套，天热时会是白色衬衣，蓝色长裤，很多人腰束皮带，手臂上戴红色袖章。游行队伍都带有很多旗帜，队伍前面人们扛的是大红旗或横幅，上面是组织的名字或口号标语，后面的人们手拿小的红旗。他们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我不记得他们都喊了些什么，那时也听不懂政治口号，印象最深的是有的队伍中有人抬着棺材走，他们看起来很愤怒，很激动，高喊着什么，有时居然有人还带着武器走在行进的人群中。路边的人们大都关门闭户，只在阳台上或窗口里往外窥视，我不知道那些游行的队伍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等街上那片喧哗过去后，街上又恢复了平静。
当夕阳西下时，全家人都会竖起耳朵，听着下面的巷子里有没有传来警报声。巷子里有负责治安的民兵，如有危险，他们就会敲打一只锣鼓，或紧或慢，让周围的人们有所准备， 一般来讲，这就是戒严了，各家各户关好门，禁止外出。从阳台上往下看，在淡淡的街灯下，可以看见民兵们在把一袋袋棕色的大麻袋沙包搬到巷子口，并堆砌起来，擂到有一人多高，把巷子口堵住，然后还要在沙包砌成的墙上面拉放上一圈圈的铁丝网，以确保巷子里的人们的安全。那时，经常有武斗，大街上就是战场，红卫兵之间有派别之分，各派斗来斗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看见真正的枪林弹雨在我的阳台下发生。
那个年代，晚上的大街上只有昏暗的路灯，清冷的月光。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商店早就关门了，所以，晚饭后如果要出门，要么就是去学习最高指示和政治学习班，要么就是去看急诊。爷爷很多时候晚上要回单位做政治学习，我小的时候身体很差，记忆中妈妈常要抱着我黑暗中去看急诊。也有一些不奇而至的事情发生。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有一大队人进入了我家，说是“抄家”，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可拿的，手电筒这里照那里照，他们好像没有拿走什么，只是爷爷自此以后，晚上常常要去学习班，这可能与爷爷是五十年代初从香港回来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入侵中国，爷爷带着全家逃到香港，服务于香港大东电报局，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以提前退休为由，辞去工作，带着全家回到广州，在医院里做技师，专门检测医疗器械。所以，查来查去，我们家还算工人阶级，爸爸妈妈在医院里也是后勤部门的技工，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纷争，上班就是上班，要政治学习了，就去学习。
邻居中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小孩不多，我家住在三楼，楼上的那家四五个孩子都中学毕业了，去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离香港不远的农村，后来都偷渡去了香港，我们租住的洋楼就是他们家祖上的物业，所以他们家属于牛鬼蛇神黑五类；二楼的租户没有小孩，一楼的那家有一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岁数，但常不在家；倒是隔壁那栋楼的三楼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姐姐，他们家的阳台就在我家阳台的右边，她的父母是大学和中学的老师，经常要去很远的地方政治学习和改造，他们会把大姐姐带来我家，让我奶奶照看一下，这样我就能和她玩了。所以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在阳台上喊她，如果她没去上学，我就问她要不要过来玩。阳台对面那栋楼的二楼也有一个小孩，她家的阳台和我的阳台隔着巷子，相隔几米，我们有时候也在阳台上对话，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由于时局的不稳定，那时街上玩耍的孩童并不多，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街童，另外奶奶有脚疾，上下走楼梯不方便，故也不会经常带我到处去玩。
除了在阳台上看世界，我白天还能做什么呢？妈妈常在早上上班前，给我留下笔和纸，让我写写画画，她常留下一张她先画好的画或写好的字，然后让我依样画葫芦。妈妈没有上过正是的中学，她能画的不是一间屋子，一朵花，就是一个简单的人头画像，我最爱画的是一个屋子，有烟窗，门前有花园，然后我在花园里加上许多花，还有蝴蝶，还有挂在天上的太阳。另外我还爱画人物，眼睛鼻子嘴巴，长长的头发，辫子上画上蝴蝶结，再加上束腰的裙子，一只手放在前面，另一只手放在身后，就好像讲台上的老师。每天，我画完一张又一张，只是让时光懒庸庸地流过。
1968年的年底，我们搬了家，告别了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搬家的原因是那一片的房子都要拆迁，毛泽东主席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原址就是坐落在我们住的那条巷子的尽头，离我们的房子就几百米，为了纪念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和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意义，政府决定在原址旁边建一个大型的纪念馆，以宣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农民运动理念，于是，德政路的东侧，直到讲习所原址的围墙，这之间的几条巷子，一大片的民房全要拆迁，让出地来建纪念馆。那时我刚五岁，弟弟刚生下来不久，于是，一家人搬出了那栋旧洋房，禺东三路也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搬到了东川路一座三层民宅的一楼，没有了阳台，所以我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文化大革命还远未结束。
2008年12月初稿
2009年1月15日完
Monday, February 23, 2009
Thursday, February 19, 2009
my forum no. 7. 东川路上的文革岁月
文革系列之二：
东川路上的文革岁月
我们一家于1968年的年底搬入了东川路上的一所民宅居住，那时我已经5 岁了，我的幼儿园和小学时代，都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融入了东川路上的每个日落日出。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家仍都住在那临街的两个房间里。
东川路在广州市的城东面，离市中心不远，距离我们原来住的禺东三路也就只有两个站之遥。东川路北起烈士陵园的东门，南至东豪涌白云路止，15分钟即可走完全程，路的北段两旁都是省医院的住院部和宿舍大院，高高的刷成浅黄色的院墙占了东川路的四分之一，路的中段一边是菜市场，另一边是民政局所属的丧葬部门，俗称月光公司；路的南段则有牛奶公司，税务局和小学校，学校处在东川路和东华路的交界处，那个十字路口的四周还散落着一些店铺，有食肆茶楼，也有卖旧衣服的；路的最南端就是东涌上的那座十米左右的桥，桥的另一端就属白云路了，东涌原是东湖流入珠江的一条小河，后来变成臭水沟，再后来，连水都没有了。除了医院围墙内的宿舍楼群，东川路上两边的民用住宅楼共有十几幢，最高不超过四层，与那些公司和单位的建筑互相交错并排于路的两旁。另外，东川路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巷口九处，有的巷子很深很长，四通八达，比如可以去到东山口，有的巷子则只是个死胡同，里面是大小的高低不一的民房。
我们住的那栋楼靠路的中段，是一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有三层共12个单元的民宅建筑，砖加水泥混凝土结构，外墙涂上一层黄色的石灰水，每个单元都带一个约3米长，一米多宽的阳台，整座建筑分两个大门入口，即上下六个单元的住户使用一个出入口，而这两个出入口大门都在大楼的后面，即不在东川路的路面上，这样一来，住在一楼那四个单元里的人就干脆把临街的阳台变成了大门，并用砖筑起一道围墙，把人行道的一部分匡起来变成了前院。那个时代，能住在解放后新盖的民宅里，有厕所有厨房，比起那些内街小巷里的平房强多了。
我们一家六口人和另外一个五口之家的古姓客家人共住在一楼的一个单元里，他们是爷爷的同事，这个单元里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古家五口人住在约二十平米的客厅，带阳台，我们家六人就住在两个卧室，共二十多平米，而厨房和厕所就两家人共用，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一道深棕色的两开木门，通向幽暗的楼道，然后是与其他的五个单元的住户共用的通往后街的出入口大门。
古家的阳台外是围墙围起来的前院，围墙从其阳台的一边一直围到我们的房间的两个窗户边上，正中间是一道灰色的木门，开门就是大路了，由于我们两家人共住一个单元，这个前院就属我们两家共用了，古家出入都用其阳台，然后走前院的门，可我们总不能进进出出都经过古家的客厅和阳台吧，因此，我们就把我们房间的一个窗户改变成“门”。我们住的两个房间各有两个大窗户，大房间的两个窗户正对前院，小房间的向着后街。于是，我们就把大房间靠近前院出入门的那扇窗户改了，把窗户中间的木间隔条锯掉，在窗台的里面和外面各放一个用木板钉成的有三级台阶的梯子，出入时先登上木梯，然后马上弯下腰，恭着身子，扶着两边的木窗框，再把脚跨过窗台，伸到另一边的梯子上，这样就完成了进出的步骤，窗户也就变成了门，独一无二的名正言顺的窗门！晚上，把里面的梯子移开，把两扇玻璃窗关上，就关上门了。一开始的时候，大人们经常碰头，即上下进出时把头撞到窗户上方的窗框上了，后来，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弯腰的幅度，就能进出自如了，我个子还小，不容易碰头。渐渐的，我们一家人就习惯了用这道窗门，不再使用客厅门旁边通往后街的楼道大门了。前院基本上就以中间的门为界，进门右侧归古家，左侧属我们，这样，我们能用的前院，约有七八平米，除了晒衣服，还搭了个鸡棚来养鸡，我和弟弟还能玩耍，打乒乓球。
搬到东川路不久，爸爸就去了干校，后来又从干校直接去了在粤北山区的三线工厂，一直到1978年的年底，才又回到医院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十年里，爸爸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厂里的车子星期六下午把他们拉到广州，星期一一大早又把他们拉回去。奶奶身体不好，得了风湿性心藏病，弟弟又小，于是，我白天就上幼儿园。我因为经常生病，去幼儿园就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幼儿园并不远，就在医院的宿舍大院内，但幼儿园的地方倒是不小，除了教室外，还有沙池和操场。记忆中的幼儿园并不热闹，冷冷清清的，小朋友也不是太多，我最常玩弄的是一枝红缨枪，人人都有一枝，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斗争。
我们住的房子虽然不在医院的宿舍大院里，但离爷爷和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也就是两百米左右，他们出了前院门，过马路，经过聋哑人服装厂和菜市场的门口，沿着医院的院墙走不多远，就是工作的部门了。那个时候的医院并不象现在的医院那么忙乱，虽然是全省最大的医院之一，但由于东川路上只是住院部和行政部门，门诊部在城的另一边，故此不常见来来往往的看病的人流，住院部的东南西北四面的几栋三至五层高的大楼全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是一个差不多有半个足球场那样大的花园，其中种有几棵比旁边的楼房还高的木棉树，住院部与爷爷和妈妈工作的后勤部之间还有另一个花园，中间有一个走廊连接起南北两边的建筑，这样，工人们把食品饭菜和医疗机械等从南边的后勤部门送到北边的各个病区时就不用被雨淋着了。医院里还有专门的花匠，在花园里精心地看护和培育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
由于距离不远，故我经常跟妈妈去她上班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下班后，比如晚上的时间，单位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会议和集会。记得有一次，在东病区的礼堂里开欢送大会，欢送部分职工去五七干校，一批批被欢送的职工胸前带着用大红布扎成的大红花，坐在舞台上，爸爸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我去了，作为家属，我们还坐在较前的位置上，看得很清楚，当时只知道看热闹，敲锣打鼓的，不知道从那天起，爸爸就要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一去就十年，每个月只能回家两次。
六十年代末期，已经是文革的中期了，要批斗的人也被批斗过了，武斗也结束了，所以，那时无论是在医院的大院里，还是在大街上，都看不到批斗大会，看不到大游行或有武力的示威斗争，反而经常有带“喜庆”的欢送仪式，除了送一些职工去干校外，每年还有定期的欢送职工的子女去上山下乡和去参军。那些被欢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带着大红花，背着背包，在锣鼓声中登上了墨绿色的东风牌大军车扬长而去。军属的家门口还贴上了红色的对联，上书有光荣之家或“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等字样。另外的集会还有每逢节日如国庆，党生日和劳动节等，医院里都有庆祝大会，有唱歌跳舞等文艺表演，都是职工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比如跳忠字舞， 唱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歌曲，模仿革命样板戏片断等，那个时候，文艺很重要，是衡量一个单位是不是能紧跟形势和执行党的指示的重要指标，于是，大家除了要背语录外，还要唱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人人皆唱的革命歌曲。除了大型的集会，每星期各科室都有晚上的读报学文件，我常跟着爷爷或妈妈去，因为其他人也常带小孩去，这样，小孩在外面玩，大人们在里面读报开会学习。
除了去看病，医院大院里有什么好玩的呢？当时各大楼之间尚有很大空间，除了花草树木，花匠们还摆上应节适时的盆栽，绿化不比公园里的差。在东病区，那是省级以上的首长和越南共产党领袖们的疗养地，那一片几座大楼和礼堂间更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池子里还有金鱼在游弋。我还记得木棉树开花时，孩子们都在树下面等那又大又红的花朵掉下来，然后一拥而上去捡，当那白色的棉絮轻轻地随风飘下来时，大家也追着去抢。木棉树一年才开一次花，但是鸡蛋花就常有，黄色和白色相间的鸡蛋花经常散落一地，静静地铺盖着路边的泥土。到了夏天，高大的映树开满一片片鲜红的小花，挡着烈日艳阳，带来片片阴凉，引出阵阵的蝉鸣。有时在台阶上跳上跳下，在斜坡上跑几个来回，再到处拾些花朵，就玩过了半天，等妈妈下班一起回家。
隔壁的古叔叔是单位里的兼职电影放映员，所以我们经常去看电影，在宿舍大院的露天场地上公开放映的片子要去看，带着板凳吃完晚饭就去找个好位置，在东病区给首长和越南朋友们放的片子，也跟着叔叔因工作之便而进去。那时的越南电影虽然也多是黑白的，故事和我们的不太一样，主要是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等，比如，“前方在召唤”, “阿蓉”等片子我还能记得一点情节。
妈妈还要负责检修医院里的电梯，偌大的医院， 当时只有两座电梯，一在普通病区，一在高干病区。如果妈妈带上我，在电梯上来回上下几趟，那也是很好玩的，那时电梯不是到处都有和可以随便上去的。此外，每月妈妈都要值夜班，有时我也会跟着去，一来有专门的值班房可以睡觉，二来是上夜班有夜宵加餐，我很爱吃食堂送来的包子炒面热粥等东西。不过，提到食堂，也不是经常吃好的，常常搞些忆苦餐，比如，学习了批斗大地主刘文彩的文件后，忆苦餐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了长工们的血泪，尝尝吃野菜的滋味。
东川路上医院所属范围内所有的围墙在文革时期都不闲着，上面经常更换各式各样的语录和口号标语，黄色的墙， 红色的大字，十分醒目，“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路边都涂满了各式口号标语，而且经常变换。文革时单位上的有点美术才能的人们都很忙，经常涂刷标语，到处画满主席的头像，出宣传板报，布置要经常举行会议的大礼堂，处处都营造出革命的气氛，表达一心一意跟着党走的决心。爷爷有一个徒弟书法和绘画都不错，时时临危受命，把工作间变成画坊，我有时也在一旁看看学学。
东川路上的交通那时候并不繁忙，只有16 和18两条线的公共汽车，马车也可以看见，主要是城郊的农民每天往菜市场运送蔬菜的马车，另外也有小型的机动运货车和人力三轮运货车，因为牛奶公司每天都要进出产品。我们家左侧的牛奶公司和我们家马路对面右边的菜市场是东川路上每天天一亮就开始吵吵闹闹的地方，文革时肉类蔬菜食油都是凭票供应的，牛奶则是凭医生处方去换成牛奶票，于是，居民们每天清早就去菜市场排队等候买菜买肉，有时候子夜时分就可见市场门口人影依稀，天亮时早已有各式各样的板凳木椅排了一串，大约到了早上十点多，菜市场内的菜和肉都卖完了。而在牛奶公司这边，天没亮就开始发放牛奶，住在广州城东面的病人家属大多都赶到这里来领牛奶，而运往其它各发放点的奶车这时也在装车，牛奶都是用玻璃瓶装的，丁丁当当的，我们家都听得很清楚，等我们早上出门时，排队领牛奶的人龙已散去，但牛奶公司门口上下午都有运冰车在把几百斤重的冰块一块块地卸下来，再由工人们一块块的拖进去，所以经过其门口时，常常是满地水汪汪的，我和其他孩子们一样，经过时会停下来看看地上有没有遗落的小冰块可捡，也许那些冰渣滓到了家门口就化掉了，但在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风扇的日子里，顶着南国的艳阳，把小冰块在脸上一擦，那滋味比回家扇葵扇子强多了。
路上也有阴森恐怖小孩子们特别是我不想经过的地方，那就是月光公司。从我家大楼往右经过两个胡同口便是， 是一个很旧的象是古老旧教堂的水泥建筑，外墙破落不堪，辨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了，里面暗暗的，民政局用它来做给人办丧事的地方，故总会有阵阵哭声传出来。我经过那地方总要大人们领着，并且眼睛决不往里看。也许那真是个人憎鬼魇的地方，不久后，民政局就把它改为修车厂，再后来就把那整个建筑拆掉了，用那片地盖起了两大座民政局宿舍楼，有六七层高，成了当时路上最高的建筑。
在许多广州人的记忆里，东川路是因为花街才广为人知的。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文革的中后期了，政府决定在每个区选出一非繁忙路段，在春节的前十天封路搭建花市。迎春花市是广州地区重要的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当时用“恢复”两字，即恢复广州地区的迎春花市，但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新奇事一桩。平日车水马龙的路上突然有一天清早起来完全没有了汽车声，只见路上放满了一堆一堆的长长的竹子，长的都有十米那么长，路的北端即中山二路烈士陵园东门对开处到南面和东华路交界处两头被封闭起来，只有人和自行车能进出，工人们从早到晚用竹子赶搭起不同形式的售卖各类鲜花的临时架子和铺位，真神奇，不出两三日功夫，约四百米多的马路上就建起了各类竹棚子和架子，郊区的花农们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运来了各式鲜花入住了这些临时的铺位。广州人过春节的传统是每家每户都要摆些鲜花在厅堂里迎春，菊花和勺药花是最常见的，高档一点的是剑兰，腊梅，桃花还有一盆盆的金橘。办花街的那几天，孩子们就几乎整天地在路上游荡，虽然严冬寒气阵阵，但要过春节了，广州人过春节最热闹的莫过于逛花街看花买花了，我们就住在花街上，一开门就花香扑鼻，人声鼎沸，还有从早到晚花街指挥部的广播大喇叭不间断地播放着歌曲，所以那几天， 除了看花街，逛花街外也干不了其他别的事了。对于我来讲，比各种各样的鲜花更吸引我的，是年画。花街上会有一处大大的棚子，足有一个戏台那么大，里面挂满了各种年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是传统的年画，但却是当时能看得到的最多的绘画大展览，开始的几年，只有宣传文革的宣传画，比如，领袖的画像，工农兵的画像和标语，后来，有了岭南派山水国画和水彩画，那些林林种种五彩斑斓的画，一张埃着一张贴着，挂着，上边标着号码和价钱，看得我脖子酸了，每天去看好几次，都不愿离开，总盼着有新的画贴出来，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眼中，那就是一年一次的视觉和色彩的盛宴。
从1968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东川路上的变化都不太明显，两边的新建筑不多，改变不多，记忆中就只有民政局那片地，拆了，盖了新的楼房，还有牛奶公司旁边有一个下水道，文革时变成了防空洞，路上修了个入口，大家都被通知如果警报响了，路边的居民可以疏散到里边去，在备战备荒的年代，我们都相信警报有可能会响起，敌人有可能来入侵。但这并没有发生，后来，防空洞的入口被拆了，下水道还是下水道。我在东川路上，上了一年多的幼儿园，然后进了小学，小学也还是在东川路上，只约三十米之遥。那几年，是平静的，平淡的，但也是成长的岁月。
2009 年1 月初稿
东川路上的文革岁月
我们一家于1968年的年底搬入了东川路上的一所民宅居住，那时我已经5 岁了，我的幼儿园和小学时代，都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融入了东川路上的每个日落日出。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家仍都住在那临街的两个房间里。
东川路在广州市的城东面，离市中心不远，距离我们原来住的禺东三路也就只有两个站之遥。东川路北起烈士陵园的东门，南至东豪涌白云路止，15分钟即可走完全程，路的北段两旁都是省医院的住院部和宿舍大院，高高的刷成浅黄色的院墙占了东川路的四分之一，路的中段一边是菜市场，另一边是民政局所属的丧葬部门，俗称月光公司；路的南段则有牛奶公司，税务局和小学校，学校处在东川路和东华路的交界处，那个十字路口的四周还散落着一些店铺，有食肆茶楼，也有卖旧衣服的；路的最南端就是东涌上的那座十米左右的桥，桥的另一端就属白云路了，东涌原是东湖流入珠江的一条小河，后来变成臭水沟，再后来，连水都没有了。除了医院围墙内的宿舍楼群，东川路上两边的民用住宅楼共有十几幢，最高不超过四层，与那些公司和单位的建筑互相交错并排于路的两旁。另外，东川路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巷口九处，有的巷子很深很长，四通八达，比如可以去到东山口，有的巷子则只是个死胡同，里面是大小的高低不一的民房。
我们住的那栋楼靠路的中段，是一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有三层共12个单元的民宅建筑，砖加水泥混凝土结构，外墙涂上一层黄色的石灰水，每个单元都带一个约3米长，一米多宽的阳台，整座建筑分两个大门入口，即上下六个单元的住户使用一个出入口，而这两个出入口大门都在大楼的后面，即不在东川路的路面上，这样一来，住在一楼那四个单元里的人就干脆把临街的阳台变成了大门，并用砖筑起一道围墙，把人行道的一部分匡起来变成了前院。那个时代，能住在解放后新盖的民宅里，有厕所有厨房，比起那些内街小巷里的平房强多了。
我们一家六口人和另外一个五口之家的古姓客家人共住在一楼的一个单元里，他们是爷爷的同事，这个单元里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古家五口人住在约二十平米的客厅，带阳台，我们家六人就住在两个卧室，共二十多平米，而厨房和厕所就两家人共用，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一道深棕色的两开木门，通向幽暗的楼道，然后是与其他的五个单元的住户共用的通往后街的出入口大门。
古家的阳台外是围墙围起来的前院，围墙从其阳台的一边一直围到我们的房间的两个窗户边上，正中间是一道灰色的木门，开门就是大路了，由于我们两家人共住一个单元，这个前院就属我们两家共用了，古家出入都用其阳台，然后走前院的门，可我们总不能进进出出都经过古家的客厅和阳台吧，因此，我们就把我们房间的一个窗户改变成“门”。我们住的两个房间各有两个大窗户，大房间的两个窗户正对前院，小房间的向着后街。于是，我们就把大房间靠近前院出入门的那扇窗户改了，把窗户中间的木间隔条锯掉，在窗台的里面和外面各放一个用木板钉成的有三级台阶的梯子，出入时先登上木梯，然后马上弯下腰，恭着身子，扶着两边的木窗框，再把脚跨过窗台，伸到另一边的梯子上，这样就完成了进出的步骤，窗户也就变成了门，独一无二的名正言顺的窗门！晚上，把里面的梯子移开，把两扇玻璃窗关上，就关上门了。一开始的时候，大人们经常碰头，即上下进出时把头撞到窗户上方的窗框上了，后来，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弯腰的幅度，就能进出自如了，我个子还小，不容易碰头。渐渐的，我们一家人就习惯了用这道窗门，不再使用客厅门旁边通往后街的楼道大门了。前院基本上就以中间的门为界，进门右侧归古家，左侧属我们，这样，我们能用的前院，约有七八平米，除了晒衣服，还搭了个鸡棚来养鸡，我和弟弟还能玩耍，打乒乓球。
搬到东川路不久，爸爸就去了干校，后来又从干校直接去了在粤北山区的三线工厂，一直到1978年的年底，才又回到医院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十年里，爸爸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厂里的车子星期六下午把他们拉到广州，星期一一大早又把他们拉回去。奶奶身体不好，得了风湿性心藏病，弟弟又小，于是，我白天就上幼儿园。我因为经常生病，去幼儿园就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幼儿园并不远，就在医院的宿舍大院内，但幼儿园的地方倒是不小，除了教室外，还有沙池和操场。记忆中的幼儿园并不热闹，冷冷清清的，小朋友也不是太多，我最常玩弄的是一枝红缨枪，人人都有一枝，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斗争。
我们住的房子虽然不在医院的宿舍大院里，但离爷爷和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也就是两百米左右，他们出了前院门，过马路，经过聋哑人服装厂和菜市场的门口，沿着医院的院墙走不多远，就是工作的部门了。那个时候的医院并不象现在的医院那么忙乱，虽然是全省最大的医院之一，但由于东川路上只是住院部和行政部门，门诊部在城的另一边，故此不常见来来往往的看病的人流，住院部的东南西北四面的几栋三至五层高的大楼全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是一个差不多有半个足球场那样大的花园，其中种有几棵比旁边的楼房还高的木棉树，住院部与爷爷和妈妈工作的后勤部之间还有另一个花园，中间有一个走廊连接起南北两边的建筑，这样，工人们把食品饭菜和医疗机械等从南边的后勤部门送到北边的各个病区时就不用被雨淋着了。医院里还有专门的花匠，在花园里精心地看护和培育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
由于距离不远，故我经常跟妈妈去她上班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下班后，比如晚上的时间，单位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会议和集会。记得有一次，在东病区的礼堂里开欢送大会，欢送部分职工去五七干校，一批批被欢送的职工胸前带着用大红布扎成的大红花，坐在舞台上，爸爸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我去了，作为家属，我们还坐在较前的位置上，看得很清楚，当时只知道看热闹，敲锣打鼓的，不知道从那天起，爸爸就要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一去就十年，每个月只能回家两次。
六十年代末期，已经是文革的中期了，要批斗的人也被批斗过了，武斗也结束了，所以，那时无论是在医院的大院里，还是在大街上，都看不到批斗大会，看不到大游行或有武力的示威斗争，反而经常有带“喜庆”的欢送仪式，除了送一些职工去干校外，每年还有定期的欢送职工的子女去上山下乡和去参军。那些被欢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带着大红花，背着背包，在锣鼓声中登上了墨绿色的东风牌大军车扬长而去。军属的家门口还贴上了红色的对联，上书有光荣之家或“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等字样。另外的集会还有每逢节日如国庆，党生日和劳动节等，医院里都有庆祝大会，有唱歌跳舞等文艺表演，都是职工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比如跳忠字舞， 唱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歌曲，模仿革命样板戏片断等，那个时候，文艺很重要，是衡量一个单位是不是能紧跟形势和执行党的指示的重要指标，于是，大家除了要背语录外，还要唱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人人皆唱的革命歌曲。除了大型的集会，每星期各科室都有晚上的读报学文件，我常跟着爷爷或妈妈去，因为其他人也常带小孩去，这样，小孩在外面玩，大人们在里面读报开会学习。
除了去看病，医院大院里有什么好玩的呢？当时各大楼之间尚有很大空间，除了花草树木，花匠们还摆上应节适时的盆栽，绿化不比公园里的差。在东病区，那是省级以上的首长和越南共产党领袖们的疗养地，那一片几座大楼和礼堂间更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池子里还有金鱼在游弋。我还记得木棉树开花时，孩子们都在树下面等那又大又红的花朵掉下来，然后一拥而上去捡，当那白色的棉絮轻轻地随风飘下来时，大家也追着去抢。木棉树一年才开一次花，但是鸡蛋花就常有，黄色和白色相间的鸡蛋花经常散落一地，静静地铺盖着路边的泥土。到了夏天，高大的映树开满一片片鲜红的小花，挡着烈日艳阳，带来片片阴凉，引出阵阵的蝉鸣。有时在台阶上跳上跳下，在斜坡上跑几个来回，再到处拾些花朵，就玩过了半天，等妈妈下班一起回家。
隔壁的古叔叔是单位里的兼职电影放映员，所以我们经常去看电影，在宿舍大院的露天场地上公开放映的片子要去看，带着板凳吃完晚饭就去找个好位置，在东病区给首长和越南朋友们放的片子，也跟着叔叔因工作之便而进去。那时的越南电影虽然也多是黑白的，故事和我们的不太一样，主要是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等，比如，“前方在召唤”, “阿蓉”等片子我还能记得一点情节。
妈妈还要负责检修医院里的电梯，偌大的医院， 当时只有两座电梯，一在普通病区，一在高干病区。如果妈妈带上我，在电梯上来回上下几趟，那也是很好玩的，那时电梯不是到处都有和可以随便上去的。此外，每月妈妈都要值夜班，有时我也会跟着去，一来有专门的值班房可以睡觉，二来是上夜班有夜宵加餐，我很爱吃食堂送来的包子炒面热粥等东西。不过，提到食堂，也不是经常吃好的，常常搞些忆苦餐，比如，学习了批斗大地主刘文彩的文件后，忆苦餐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了长工们的血泪，尝尝吃野菜的滋味。
东川路上医院所属范围内所有的围墙在文革时期都不闲着，上面经常更换各式各样的语录和口号标语，黄色的墙， 红色的大字，十分醒目，“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路边都涂满了各式口号标语，而且经常变换。文革时单位上的有点美术才能的人们都很忙，经常涂刷标语，到处画满主席的头像，出宣传板报，布置要经常举行会议的大礼堂，处处都营造出革命的气氛，表达一心一意跟着党走的决心。爷爷有一个徒弟书法和绘画都不错，时时临危受命，把工作间变成画坊，我有时也在一旁看看学学。
东川路上的交通那时候并不繁忙，只有16 和18两条线的公共汽车，马车也可以看见，主要是城郊的农民每天往菜市场运送蔬菜的马车，另外也有小型的机动运货车和人力三轮运货车，因为牛奶公司每天都要进出产品。我们家左侧的牛奶公司和我们家马路对面右边的菜市场是东川路上每天天一亮就开始吵吵闹闹的地方，文革时肉类蔬菜食油都是凭票供应的，牛奶则是凭医生处方去换成牛奶票，于是，居民们每天清早就去菜市场排队等候买菜买肉，有时候子夜时分就可见市场门口人影依稀，天亮时早已有各式各样的板凳木椅排了一串，大约到了早上十点多，菜市场内的菜和肉都卖完了。而在牛奶公司这边，天没亮就开始发放牛奶，住在广州城东面的病人家属大多都赶到这里来领牛奶，而运往其它各发放点的奶车这时也在装车，牛奶都是用玻璃瓶装的，丁丁当当的，我们家都听得很清楚，等我们早上出门时，排队领牛奶的人龙已散去，但牛奶公司门口上下午都有运冰车在把几百斤重的冰块一块块地卸下来，再由工人们一块块的拖进去，所以经过其门口时，常常是满地水汪汪的，我和其他孩子们一样，经过时会停下来看看地上有没有遗落的小冰块可捡，也许那些冰渣滓到了家门口就化掉了，但在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风扇的日子里，顶着南国的艳阳，把小冰块在脸上一擦，那滋味比回家扇葵扇子强多了。
路上也有阴森恐怖小孩子们特别是我不想经过的地方，那就是月光公司。从我家大楼往右经过两个胡同口便是， 是一个很旧的象是古老旧教堂的水泥建筑，外墙破落不堪，辨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了，里面暗暗的，民政局用它来做给人办丧事的地方，故总会有阵阵哭声传出来。我经过那地方总要大人们领着，并且眼睛决不往里看。也许那真是个人憎鬼魇的地方，不久后，民政局就把它改为修车厂，再后来就把那整个建筑拆掉了，用那片地盖起了两大座民政局宿舍楼，有六七层高，成了当时路上最高的建筑。
在许多广州人的记忆里，东川路是因为花街才广为人知的。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文革的中后期了，政府决定在每个区选出一非繁忙路段，在春节的前十天封路搭建花市。迎春花市是广州地区重要的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当时用“恢复”两字，即恢复广州地区的迎春花市，但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新奇事一桩。平日车水马龙的路上突然有一天清早起来完全没有了汽车声，只见路上放满了一堆一堆的长长的竹子，长的都有十米那么长，路的北端即中山二路烈士陵园东门对开处到南面和东华路交界处两头被封闭起来，只有人和自行车能进出，工人们从早到晚用竹子赶搭起不同形式的售卖各类鲜花的临时架子和铺位，真神奇，不出两三日功夫，约四百米多的马路上就建起了各类竹棚子和架子，郊区的花农们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运来了各式鲜花入住了这些临时的铺位。广州人过春节的传统是每家每户都要摆些鲜花在厅堂里迎春，菊花和勺药花是最常见的，高档一点的是剑兰，腊梅，桃花还有一盆盆的金橘。办花街的那几天，孩子们就几乎整天地在路上游荡，虽然严冬寒气阵阵，但要过春节了，广州人过春节最热闹的莫过于逛花街看花买花了，我们就住在花街上，一开门就花香扑鼻，人声鼎沸，还有从早到晚花街指挥部的广播大喇叭不间断地播放着歌曲，所以那几天， 除了看花街，逛花街外也干不了其他别的事了。对于我来讲，比各种各样的鲜花更吸引我的，是年画。花街上会有一处大大的棚子，足有一个戏台那么大，里面挂满了各种年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是传统的年画，但却是当时能看得到的最多的绘画大展览，开始的几年，只有宣传文革的宣传画，比如，领袖的画像，工农兵的画像和标语，后来，有了岭南派山水国画和水彩画，那些林林种种五彩斑斓的画，一张埃着一张贴着，挂着，上边标着号码和价钱，看得我脖子酸了，每天去看好几次，都不愿离开，总盼着有新的画贴出来，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眼中，那就是一年一次的视觉和色彩的盛宴。
从1968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东川路上的变化都不太明显，两边的新建筑不多，改变不多，记忆中就只有民政局那片地，拆了，盖了新的楼房，还有牛奶公司旁边有一个下水道，文革时变成了防空洞，路上修了个入口，大家都被通知如果警报响了，路边的居民可以疏散到里边去，在备战备荒的年代，我们都相信警报有可能会响起，敌人有可能来入侵。但这并没有发生，后来，防空洞的入口被拆了，下水道还是下水道。我在东川路上，上了一年多的幼儿园，然后进了小学，小学也还是在东川路上，只约三十米之遥。那几年，是平静的，平淡的，但也是成长的岁月。
2009 年1 月初稿
Thursday, June 5, 2008
My forum no. 6. 职业选择
职业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和复杂的事情，它不仅受爱好，性格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生活经验，学识和长辈引导等因素所制约。对于16-17岁的学生而言，要他们选择未来的职业和学习科目，是不容易的。
年轻的时候，一般人对未来职业的选择都会先基于其爱好，喜欢上什么科目，看什么类型的书，做哪类型的事情， 在有意无意中就会形成了对未来职业的一个初步构想。性格是另一个基本的决定因素，性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其个性，但并不是所有热情开放的人都要去做营销，表演和公关等工作，也不是所有沉默内向的人都愿意去搞研究或做会计。不过，性格对日后工作上的成功程度的确有很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自己的个性，寻找适合自己性格和志向的工种。另外还有环境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还有周围的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比如，当时的流行职业趋势，新兴的行业，紧俏的专业，热门的工作等，所有这些都会对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有综合性的影响。
除了以上这三点因素，还有下面三方面也很重要。第一是本身的生活经验，对于一个17-18岁的学生，成长在一个有基本温饱，日常生活简单，又没有特别大起大落的家庭，其生活经验是很有限的， 职业的选择对他们来讲，会颇费些脑筋。相反，生活阅历广的年轻人，会较易形成个人的观感和看法， 从而对日后想做什么较清晰。第二，本身的学历学识也有关系，看的书多，知道的事广，接触的学科面宽，对选择职业很有好处。第三，是长辈的指引，这包括家长和老师的指引。 家长的引导，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以金钱高薪为目的的职业选择，希望孩子拥有丰厚的财政收入；以技能为目的的职业选择，希望孩子拥有一技之长；以实现上一辈的梦想为目的的职业选择，希望孩子日后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延续自己未竟的事业。学校老师的建议则多以学生的学科成绩为依据，从而给学生在做大学专业选择时提供参考意见。
当然，职业的选择并非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上了大学之后可以转换专业，考研究生时也可以换个科目，在日后工作中，也可以因机遇或人事关系等外部因素或者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工作和专业，即改行。但这可能会花费相当的一些时间和金钱，不过如果这种选择的改变是必要的，是属于战略和策略性的，那当然无可非议。
作为一个家长，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日后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有用之材。以他们的才智，他们应该选择专业性强的高科技的职业，讲白了，既要拥有一技之长。我没有什么梦想希望他们去实现，我的经验是自己的一生缺乏技术性的专业和技能。在中学阶段，我希望孩子们能学会用脑，学会思考的方式，学会学习的方法，大学阶段专心学业掌握技术，同时加强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锻炼，是不是上名牌大学并不是太重要，主要是看专业的选择对不对。我希望孩子们都能顺利地走过中学大学这些人生重要的阶段，顺利地进入社会，创造美好的人生。
年轻的时候，一般人对未来职业的选择都会先基于其爱好，喜欢上什么科目，看什么类型的书，做哪类型的事情， 在有意无意中就会形成了对未来职业的一个初步构想。性格是另一个基本的决定因素，性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其个性，但并不是所有热情开放的人都要去做营销，表演和公关等工作，也不是所有沉默内向的人都愿意去搞研究或做会计。不过，性格对日后工作上的成功程度的确有很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自己的个性，寻找适合自己性格和志向的工种。另外还有环境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还有周围的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比如，当时的流行职业趋势，新兴的行业，紧俏的专业，热门的工作等，所有这些都会对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有综合性的影响。
除了以上这三点因素，还有下面三方面也很重要。第一是本身的生活经验，对于一个17-18岁的学生，成长在一个有基本温饱，日常生活简单，又没有特别大起大落的家庭，其生活经验是很有限的， 职业的选择对他们来讲，会颇费些脑筋。相反，生活阅历广的年轻人，会较易形成个人的观感和看法， 从而对日后想做什么较清晰。第二，本身的学历学识也有关系，看的书多，知道的事广，接触的学科面宽，对选择职业很有好处。第三，是长辈的指引，这包括家长和老师的指引。 家长的引导，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以金钱高薪为目的的职业选择，希望孩子拥有丰厚的财政收入；以技能为目的的职业选择，希望孩子拥有一技之长；以实现上一辈的梦想为目的的职业选择，希望孩子日后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延续自己未竟的事业。学校老师的建议则多以学生的学科成绩为依据，从而给学生在做大学专业选择时提供参考意见。
当然，职业的选择并非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上了大学之后可以转换专业，考研究生时也可以换个科目，在日后工作中，也可以因机遇或人事关系等外部因素或者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工作和专业，即改行。但这可能会花费相当的一些时间和金钱，不过如果这种选择的改变是必要的，是属于战略和策略性的，那当然无可非议。
作为一个家长，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日后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有用之材。以他们的才智，他们应该选择专业性强的高科技的职业，讲白了，既要拥有一技之长。我没有什么梦想希望他们去实现，我的经验是自己的一生缺乏技术性的专业和技能。在中学阶段，我希望孩子们能学会用脑，学会思考的方式，学会学习的方法，大学阶段专心学业掌握技术，同时加强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锻炼，是不是上名牌大学并不是太重要，主要是看专业的选择对不对。我希望孩子们都能顺利地走过中学大学这些人生重要的阶段，顺利地进入社会，创造美好的人生。
Wednesday, May 28, 2008
my forum no. 5.生产率
生产率
Productive and Productivity
Productive的中文意思是能生产的，多产的; Productivity 是指生产率和生产能力。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是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本文并非讨论社会和经济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而是人的工作能力和劳动效率，提倡勤做事，多出成果。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是否能干，很多时候就要看他的劳动效率和劳动成果，也就是他做事是否快捷，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好。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干就是有生产能力，并做出很多东西来。在英语中，常说这个人很Productive。比如，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即这个作家写了很多书或文章，经常有作品出版。如果说一个工程师很Productive， 即他完成了许多工程项目。如果说一个家庭主妇很多产，也许说她生了很多孩子，但也应该指她做了许多家务。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工作中的高生产率呢？首先是观念的问题，要明白要工作做事，那就要应该以高效率高生产率为目标，不要以为做不做都一样。在当今这个高竞争的社会，如果你是雇员，老板上司就看你的产出率，有没有拿得出来的东西。所以，要明白既然是做事，就争取作出点能拿出来炫耀给人看的东西，不怕show 出来， 这是你的产品和成果。其次，是经常review回顾，每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看看最近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如没有，那就可能是产出率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现实困难等因素的障碍。最后，是计划的安排，如果你的计划作的适当，不浮夸也不保守，那在实际工作中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和产出应该是可以的。
不仅我们要在工作中要做到高生产率，高产出，同样在生活中也应该这样。在工作上，这个道理很明白，也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尽职尽责，并不断提升自己。在生活中，多做事，高生产率，不是为了你老板，只是为了你自己。只有计划好你的生活，设定你的生活目标，就去想办法多为自己做点事情。在生活中，许许多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从大到小，比如，修建房子，生儿育女，购物置产，旅游远足，洗衣做饭等等， 不要都等到60岁时才去做这些事情，要早计划，早安排，只要你认为有能力去做，就立即开始去做。
30年前中国有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不要等到别人催你叫你的时候才想起要去做点什么，不要打发日子每天应付了事。发明大王爱迪生一生中有一千多项发明，虽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要和高产出的爱迪生相比，但也不能白让时间流过无痕，送走一个个空白的春夏秋冬。
Productive and Productivity
Productive的中文意思是能生产的，多产的; Productivity 是指生产率和生产能力。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是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本文并非讨论社会和经济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而是人的工作能力和劳动效率，提倡勤做事，多出成果。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是否能干，很多时候就要看他的劳动效率和劳动成果，也就是他做事是否快捷，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好。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干就是有生产能力，并做出很多东西来。在英语中，常说这个人很Productive。比如，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即这个作家写了很多书或文章，经常有作品出版。如果说一个工程师很Productive， 即他完成了许多工程项目。如果说一个家庭主妇很多产，也许说她生了很多孩子，但也应该指她做了许多家务。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工作中的高生产率呢？首先是观念的问题，要明白要工作做事，那就要应该以高效率高生产率为目标，不要以为做不做都一样。在当今这个高竞争的社会，如果你是雇员，老板上司就看你的产出率，有没有拿得出来的东西。所以，要明白既然是做事，就争取作出点能拿出来炫耀给人看的东西，不怕show 出来， 这是你的产品和成果。其次，是经常review回顾，每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看看最近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如没有，那就可能是产出率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现实困难等因素的障碍。最后，是计划的安排，如果你的计划作的适当，不浮夸也不保守，那在实际工作中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和产出应该是可以的。
不仅我们要在工作中要做到高生产率，高产出，同样在生活中也应该这样。在工作上，这个道理很明白，也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尽职尽责，并不断提升自己。在生活中，多做事，高生产率，不是为了你老板，只是为了你自己。只有计划好你的生活，设定你的生活目标，就去想办法多为自己做点事情。在生活中，许许多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从大到小，比如，修建房子，生儿育女，购物置产，旅游远足，洗衣做饭等等， 不要都等到60岁时才去做这些事情，要早计划，早安排，只要你认为有能力去做，就立即开始去做。
30年前中国有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不要等到别人催你叫你的时候才想起要去做点什么，不要打发日子每天应付了事。发明大王爱迪生一生中有一千多项发明，虽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要和高产出的爱迪生相比，但也不能白让时间流过无痕，送走一个个空白的春夏秋冬。
Sunday, May 25, 2008
my forum no.4.正负论positive and negative
正负论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相对的，阴与阳，正与负，好与坏，对与错，美与丑。。。这里并非要讨论物理学上的电的正极与负极问题，而是人的思维与行为上的正面反映与负面反映。英语中，常用positive 和 negative 。 比如，这个人很positive。 在看待问题时，有人常持正面的观点，相对地， 有人常持负面态度。在为人做事上，也是存在这样相对的两种行为，即积极的行为与消极的做法。
首先，每个人在看问题和分析事物上，都会受到本身世界观所主导， 世界观是生活经验，思考判断能力，性格，知识面及专业知识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产物，当某个问题或事情出现时，每个人都会对其产生自己的看法，归纳来讲，我们会用正面或负面观点来形容，正面的看法就是先看到事物的好的方面，有利的方面，而负面的看法就是只看到问题不利的因素及其带来的坏处。比如，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有的人会马上认识到参加比赛所带来的好处，即是可以去赢，并得到一次锻炼的机会等。相反地，有人只意识到不好的方面，即会受伤并可能会输得很惨。于是乎，这个“要去参加比赛”的问题就引出正面和负面的反应，有人热情兴奋，有人担忧发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乐天派，或多愁善感，这也就是正面看问题和负面看问题的结果。乐观派就是多往好处想，而悲观派就是只看着坏的方面。
接下来的就是，正面看问题，持正面的态度，就多会带出积极的行动，而负面看问题，持负面的态度就自然会引出消极的行动。这个逻辑很简单，如果你认为去参加比赛是一次好机会，那你就会积极地去准备和全力以赴去拼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只是让你会受伤或丢面子，那自然缺乏动力，只想回避。也许你会争辩，事物既然是相对的，那就包含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而只有好坏两面都看到了，才能全面地看问题。不错，凡是智者都会全面地认识问题，任何偏见及以一概全都属于片面认识问题。但是，当正面的世界观主导一个人对问题和事物的看法时，就会引出在决策和行为层面上的积极反应，相反地，由负面的悲观的认识所主导的决策和行为的后果就是一连串的妥协和无为。
那么，正面的积极观念和行为，和负面的消极观念和行为，哪个好呢？很明显，前者是我们要选择的。换句话说，我们要看到负面消极悲观所带来的危害。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只要认定或必须去做，那我们除了去做，还要尽力去做好。 带着正面的认识，就会积极地计划和准备，成功的机率就会大增；相反地，负面消极，就缺乏行为的动力，这自然就不会有好的准备和策划，还会慢条斯理浪费时间和机会，最后离成功千里之遥。这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常会有一大堆的这样的例子。
因此，我们要成功，要进取，要做好每一件事情，就要正面积极地思考，尽量屏其负面的观念和思考方式。只有对事物有正面的认识，才会有行动的动力，才能扩大成功的机率，这样无论是对自己，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有好处。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相对的，阴与阳，正与负，好与坏，对与错，美与丑。。。这里并非要讨论物理学上的电的正极与负极问题，而是人的思维与行为上的正面反映与负面反映。英语中，常用positive 和 negative 。 比如，这个人很positive。 在看待问题时，有人常持正面的观点，相对地， 有人常持负面态度。在为人做事上，也是存在这样相对的两种行为，即积极的行为与消极的做法。
首先，每个人在看问题和分析事物上，都会受到本身世界观所主导， 世界观是生活经验，思考判断能力，性格，知识面及专业知识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产物，当某个问题或事情出现时，每个人都会对其产生自己的看法，归纳来讲，我们会用正面或负面观点来形容，正面的看法就是先看到事物的好的方面，有利的方面，而负面的看法就是只看到问题不利的因素及其带来的坏处。比如，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有的人会马上认识到参加比赛所带来的好处，即是可以去赢，并得到一次锻炼的机会等。相反地，有人只意识到不好的方面，即会受伤并可能会输得很惨。于是乎，这个“要去参加比赛”的问题就引出正面和负面的反应，有人热情兴奋，有人担忧发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乐天派，或多愁善感，这也就是正面看问题和负面看问题的结果。乐观派就是多往好处想，而悲观派就是只看着坏的方面。
接下来的就是，正面看问题，持正面的态度，就多会带出积极的行动，而负面看问题，持负面的态度就自然会引出消极的行动。这个逻辑很简单，如果你认为去参加比赛是一次好机会，那你就会积极地去准备和全力以赴去拼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只是让你会受伤或丢面子，那自然缺乏动力，只想回避。也许你会争辩，事物既然是相对的，那就包含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而只有好坏两面都看到了，才能全面地看问题。不错，凡是智者都会全面地认识问题，任何偏见及以一概全都属于片面认识问题。但是，当正面的世界观主导一个人对问题和事物的看法时，就会引出在决策和行为层面上的积极反应，相反地，由负面的悲观的认识所主导的决策和行为的后果就是一连串的妥协和无为。
那么，正面的积极观念和行为，和负面的消极观念和行为，哪个好呢？很明显，前者是我们要选择的。换句话说，我们要看到负面消极悲观所带来的危害。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只要认定或必须去做，那我们除了去做，还要尽力去做好。 带着正面的认识，就会积极地计划和准备，成功的机率就会大增；相反地，负面消极，就缺乏行为的动力，这自然就不会有好的准备和策划，还会慢条斯理浪费时间和机会，最后离成功千里之遥。这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常会有一大堆的这样的例子。
因此，我们要成功，要进取，要做好每一件事情，就要正面积极地思考，尽量屏其负面的观念和思考方式。只有对事物有正面的认识，才会有行动的动力，才能扩大成功的机率，这样无论是对自己，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有好处。
my forum no. 3.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
You are what you eat
前几年英国有一本书很流行，”You are what you eat”, 作者是Dr. Gillian McKeith. 我喜欢这个书名，健康是吃出来的，吃什么和怎样吃决定了一个人的健康。经过多年的生活经验，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首先是吃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大家都明白什么是食物金字塔，即所需的食物的构成比例， 要多吃五谷粮食，常吃水果蔬菜，少吃肥腻肉类， 这是普遍的认知， 实际生活中也基本上不难找到这些食材。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日趋先进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吃的东西越来越精制。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讲，他们多要享受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即生产力发展的产品和实惠，他们喜欢漂亮的成品，新奇的东西，所以要他们多吃粗粮黑面包，就像是虐待他们。从麦当劳到黑面包红米饭，他们需要一个教育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能产生的作用很有限，老师学校能起点作用，最大的动力还是要靠他们自身的觉悟，当然了，等他们明白过来，他们已成年了。
2． 其次是烹饪方法。所谓烹饪，就是把人能吃进肚子里的东西用不同的方法弄熟。 这些方法包括煮，蒸，炒，烩，炸，煎，烤，炖等。很多人认为，不同的烹饪方法，只是为了不同的口感，比如，煎的东西会香，炸的东西会酥脆， 蒸的东西原汁原味。但大家忽略了两点，即不同的烹饪方法是会不同程度地破坏食物的风味和营养； 不同的烹饪方法还会附带不必要的油脂和杂质。因此，使用正确的烹饪方法，对健康的影响很大。比如，高温煎炒，会让维生素流失，高油煎炸，不但油腻，而且烧焦烧糊的食物含对身体不利的毒素。故此我们提倡多用水煮蒸烩，少用炸烤煎炒。
3． 食用油的选择也是个问题。以前，广东人只认得花生油，其他油类好像不好吃似的。后来，见地中海人士少得心血管类疾病，遂明白橄榄油是上品。我们一日三餐只要有煮食，就要用油。那么，首先，什么油才是好油？答案是，一切用天然的方法提取的可食用的油，都是好的，不管是菜籽油，玉米油，豆油还是花生油橄榄油，用天然方法榨取，都不会对人体产生坏处，除了这些植物油，天然的动物油也不是坏的。只有用化学方法提炼加工的油，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因素。用化学溶剂萃取的油，用高温高压漂白除味处理的油，特别是把液态的油用“氢化”而成的人造奶油margarine 和酥油，含反式脂肪酸，这是人体不会自行分解的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是最不好的油。凡是过敏，有自体免疫和心血管疾病的人，不要用含反式脂肪酸的油。其次，油用多了好不好？不能不用，但没有必要多用。另外，含饱和脂肪的动物油好不好？我们的祖先吃了几千年的猪油，爱斯基摩人用鱼油，法国人好吃牛油，问题不是这些油本身，而是这些油有没有被氢化或作其他化学处理。最后，食用油还有一个冒烟点的问题，任何油类，只要达到其燃点，就会开始变质。总之，油的学问很大。
4． 中餐还是西餐也是个问题。最好是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要对身体有好处，就可以享用。西餐重油，多用炸烤，但其沙拉不错。中餐清淡，但对发育中的青少年，可增多肉类和多变换味道。中西要兼用，米面要兼吃。
5． 水和饮料不能不提一下。水是最好的饮料，但由于现代物质社会有太多的选择，因此，现代人总是弃水而选其他有色有味的饮料。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多喝清洁的好水 （注意水源水质或所含矿物质等问题），少喝有色有味的加工饮料，远离酒精。
总之，人就是吃出来的，很多病都与饮食有关。现在才去改变不良的烹饪方法和饮食习惯会不会太晚呢？永远不会晚。记住，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eat
前几年英国有一本书很流行，”You are what you eat”, 作者是Dr. Gillian McKeith. 我喜欢这个书名，健康是吃出来的，吃什么和怎样吃决定了一个人的健康。经过多年的生活经验，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首先是吃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大家都明白什么是食物金字塔，即所需的食物的构成比例， 要多吃五谷粮食，常吃水果蔬菜，少吃肥腻肉类， 这是普遍的认知， 实际生活中也基本上不难找到这些食材。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日趋先进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吃的东西越来越精制。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讲，他们多要享受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即生产力发展的产品和实惠，他们喜欢漂亮的成品，新奇的东西，所以要他们多吃粗粮黑面包，就像是虐待他们。从麦当劳到黑面包红米饭，他们需要一个教育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能产生的作用很有限，老师学校能起点作用，最大的动力还是要靠他们自身的觉悟，当然了，等他们明白过来，他们已成年了。
2． 其次是烹饪方法。所谓烹饪，就是把人能吃进肚子里的东西用不同的方法弄熟。 这些方法包括煮，蒸，炒，烩，炸，煎，烤，炖等。很多人认为，不同的烹饪方法，只是为了不同的口感，比如，煎的东西会香，炸的东西会酥脆， 蒸的东西原汁原味。但大家忽略了两点，即不同的烹饪方法是会不同程度地破坏食物的风味和营养； 不同的烹饪方法还会附带不必要的油脂和杂质。因此，使用正确的烹饪方法，对健康的影响很大。比如，高温煎炒，会让维生素流失，高油煎炸，不但油腻，而且烧焦烧糊的食物含对身体不利的毒素。故此我们提倡多用水煮蒸烩，少用炸烤煎炒。
3． 食用油的选择也是个问题。以前，广东人只认得花生油，其他油类好像不好吃似的。后来，见地中海人士少得心血管类疾病，遂明白橄榄油是上品。我们一日三餐只要有煮食，就要用油。那么，首先，什么油才是好油？答案是，一切用天然的方法提取的可食用的油，都是好的，不管是菜籽油，玉米油，豆油还是花生油橄榄油，用天然方法榨取，都不会对人体产生坏处，除了这些植物油，天然的动物油也不是坏的。只有用化学方法提炼加工的油，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因素。用化学溶剂萃取的油，用高温高压漂白除味处理的油，特别是把液态的油用“氢化”而成的人造奶油margarine 和酥油，含反式脂肪酸，这是人体不会自行分解的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是最不好的油。凡是过敏，有自体免疫和心血管疾病的人，不要用含反式脂肪酸的油。其次，油用多了好不好？不能不用，但没有必要多用。另外，含饱和脂肪的动物油好不好？我们的祖先吃了几千年的猪油，爱斯基摩人用鱼油，法国人好吃牛油，问题不是这些油本身，而是这些油有没有被氢化或作其他化学处理。最后，食用油还有一个冒烟点的问题，任何油类，只要达到其燃点，就会开始变质。总之，油的学问很大。
4． 中餐还是西餐也是个问题。最好是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要对身体有好处，就可以享用。西餐重油，多用炸烤，但其沙拉不错。中餐清淡，但对发育中的青少年，可增多肉类和多变换味道。中西要兼用，米面要兼吃。
5． 水和饮料不能不提一下。水是最好的饮料，但由于现代物质社会有太多的选择，因此，现代人总是弃水而选其他有色有味的饮料。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多喝清洁的好水 （注意水源水质或所含矿物质等问题），少喝有色有味的加工饮料，远离酒精。
总之，人就是吃出来的，很多病都与饮食有关。现在才去改变不良的烹饪方法和饮食习惯会不会太晚呢？永远不会晚。记住，You are what you eat！
My forum no.2.过日子
过日子
广东话和普通话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粤语中不怎么使用“过日子”这个词。过了几十年的日子，想探究到底怎么个“过日子”。动辄被发问“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一下子很难反应过来，是语言上的障碍，还是其它什么？语言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很多时候是知其言，而不知其所言。
过日子，就是日复一日地生活，怎样过日子，就是怎样去生活，想不想过日子，就是想不想按目前的安排去生活下去。具体点，过日子，就是结婚生子养家糊口柴米油盐。无论环境如何变迁和社会如何更变，这日子还是要日复一日的过下去，要保证家人一日有三餐，冬要暖夏要凉，工作上学如常，还有地板一尘不染。
“过日子”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学问。但是，相对来讲，“混日子”这个词就耳熟能详，浅显易懂。大家都知道阿混阿混，就是一个混字，可要明白“老过”，还真的要花点功夫。与“过日子”相关的词很多，过平凡日子，过幸福日子，过艰难日子，老是过日子！
再扯得远一点，结婚是否为了过日子？多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特别是男性，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较为直接了当，对于他们来讲，结婚就是娶个老婆成了个家，然后理所当然的就是回家吃饭，生儿育女过日子。而对女性而言，由于女性对事物的认识较为感性和间接，结婚，开始时只是意味着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只看见婚纱，没有看见婚纱背后的“老过”，但时间是最好的老师，经过摔打磨练，最终明白结婚还不就是过日子，而且作为女人，你还得更坚强，付出更多更多。
这日子，不是这样过就是那样过，总之，不想过也得过，想过也得过。广东话里没有过日子这一说法，真是一大疏漏。英语里，过日子又得怎样去翻译呢？用family life演绎不出中文的动词性和语言的生活味道，也许是 as time gone by…
广东话和普通话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粤语中不怎么使用“过日子”这个词。过了几十年的日子，想探究到底怎么个“过日子”。动辄被发问“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一下子很难反应过来，是语言上的障碍，还是其它什么？语言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很多时候是知其言，而不知其所言。
过日子，就是日复一日地生活，怎样过日子，就是怎样去生活，想不想过日子，就是想不想按目前的安排去生活下去。具体点，过日子，就是结婚生子养家糊口柴米油盐。无论环境如何变迁和社会如何更变，这日子还是要日复一日的过下去，要保证家人一日有三餐，冬要暖夏要凉，工作上学如常，还有地板一尘不染。
“过日子”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学问。但是，相对来讲，“混日子”这个词就耳熟能详，浅显易懂。大家都知道阿混阿混，就是一个混字，可要明白“老过”，还真的要花点功夫。与“过日子”相关的词很多，过平凡日子，过幸福日子，过艰难日子，老是过日子！
再扯得远一点，结婚是否为了过日子？多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特别是男性，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较为直接了当，对于他们来讲，结婚就是娶个老婆成了个家，然后理所当然的就是回家吃饭，生儿育女过日子。而对女性而言，由于女性对事物的认识较为感性和间接，结婚，开始时只是意味着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只看见婚纱，没有看见婚纱背后的“老过”，但时间是最好的老师，经过摔打磨练，最终明白结婚还不就是过日子，而且作为女人，你还得更坚强，付出更多更多。
这日子，不是这样过就是那样过，总之，不想过也得过，想过也得过。广东话里没有过日子这一说法，真是一大疏漏。英语里，过日子又得怎样去翻译呢？用family life演绎不出中文的动词性和语言的生活味道，也许是 as time gon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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