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之二：
东川路上的文革岁月
我们一家于1968年的年底搬入了东川路上的一所民宅居住，那时我已经5 岁了，我的幼儿园和小学时代，都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融入了东川路上的每个日落日出。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家仍都住在那临街的两个房间里。
东川路在广州市的城东面，离市中心不远，距离我们原来住的禺东三路也就只有两个站之遥。东川路北起烈士陵园的东门，南至东豪涌白云路止，15分钟即可走完全程，路的北段两旁都是省医院的住院部和宿舍大院，高高的刷成浅黄色的院墙占了东川路的四分之一，路的中段一边是菜市场，另一边是民政局所属的丧葬部门，俗称月光公司；路的南段则有牛奶公司，税务局和小学校，学校处在东川路和东华路的交界处，那个十字路口的四周还散落着一些店铺，有食肆茶楼，也有卖旧衣服的；路的最南端就是东涌上的那座十米左右的桥，桥的另一端就属白云路了，东涌原是东湖流入珠江的一条小河，后来变成臭水沟，再后来，连水都没有了。除了医院围墙内的宿舍楼群，东川路上两边的民用住宅楼共有十几幢，最高不超过四层，与那些公司和单位的建筑互相交错并排于路的两旁。另外，东川路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巷口九处，有的巷子很深很长，四通八达，比如可以去到东山口，有的巷子则只是个死胡同，里面是大小的高低不一的民房。
我们住的那栋楼靠路的中段，是一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有三层共12个单元的民宅建筑，砖加水泥混凝土结构，外墙涂上一层黄色的石灰水，每个单元都带一个约3米长，一米多宽的阳台，整座建筑分两个大门入口，即上下六个单元的住户使用一个出入口，而这两个出入口大门都在大楼的后面，即不在东川路的路面上，这样一来，住在一楼那四个单元里的人就干脆把临街的阳台变成了大门，并用砖筑起一道围墙，把人行道的一部分匡起来变成了前院。那个时代，能住在解放后新盖的民宅里，有厕所有厨房，比起那些内街小巷里的平房强多了。
我们一家六口人和另外一个五口之家的古姓客家人共住在一楼的一个单元里，他们是爷爷的同事，这个单元里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古家五口人住在约二十平米的客厅，带阳台，我们家六人就住在两个卧室，共二十多平米，而厨房和厕所就两家人共用，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一道深棕色的两开木门，通向幽暗的楼道，然后是与其他的五个单元的住户共用的通往后街的出入口大门。
古家的阳台外是围墙围起来的前院，围墙从其阳台的一边一直围到我们的房间的两个窗户边上，正中间是一道灰色的木门，开门就是大路了，由于我们两家人共住一个单元，这个前院就属我们两家共用了，古家出入都用其阳台，然后走前院的门，可我们总不能进进出出都经过古家的客厅和阳台吧，因此，我们就把我们房间的一个窗户改变成“门”。我们住的两个房间各有两个大窗户，大房间的两个窗户正对前院，小房间的向着后街。于是，我们就把大房间靠近前院出入门的那扇窗户改了，把窗户中间的木间隔条锯掉，在窗台的里面和外面各放一个用木板钉成的有三级台阶的梯子，出入时先登上木梯，然后马上弯下腰，恭着身子，扶着两边的木窗框，再把脚跨过窗台，伸到另一边的梯子上，这样就完成了进出的步骤，窗户也就变成了门，独一无二的名正言顺的窗门！晚上，把里面的梯子移开，把两扇玻璃窗关上，就关上门了。一开始的时候，大人们经常碰头，即上下进出时把头撞到窗户上方的窗框上了，后来，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弯腰的幅度，就能进出自如了，我个子还小，不容易碰头。渐渐的，我们一家人就习惯了用这道窗门，不再使用客厅门旁边通往后街的楼道大门了。前院基本上就以中间的门为界，进门右侧归古家，左侧属我们，这样，我们能用的前院，约有七八平米，除了晒衣服，还搭了个鸡棚来养鸡，我和弟弟还能玩耍，打乒乓球。
搬到东川路不久，爸爸就去了干校，后来又从干校直接去了在粤北山区的三线工厂，一直到1978年的年底，才又回到医院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十年里，爸爸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厂里的车子星期六下午把他们拉到广州，星期一一大早又把他们拉回去。奶奶身体不好，得了风湿性心藏病，弟弟又小，于是，我白天就上幼儿园。我因为经常生病，去幼儿园就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幼儿园并不远，就在医院的宿舍大院内，但幼儿园的地方倒是不小，除了教室外，还有沙池和操场。记忆中的幼儿园并不热闹，冷冷清清的，小朋友也不是太多，我最常玩弄的是一枝红缨枪，人人都有一枝，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斗争。
我们住的房子虽然不在医院的宿舍大院里，但离爷爷和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也就是两百米左右，他们出了前院门，过马路，经过聋哑人服装厂和菜市场的门口，沿着医院的院墙走不多远，就是工作的部门了。那个时候的医院并不象现在的医院那么忙乱，虽然是全省最大的医院之一，但由于东川路上只是住院部和行政部门，门诊部在城的另一边，故此不常见来来往往的看病的人流，住院部的东南西北四面的几栋三至五层高的大楼全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是一个差不多有半个足球场那样大的花园，其中种有几棵比旁边的楼房还高的木棉树，住院部与爷爷和妈妈工作的后勤部之间还有另一个花园，中间有一个走廊连接起南北两边的建筑，这样，工人们把食品饭菜和医疗机械等从南边的后勤部门送到北边的各个病区时就不用被雨淋着了。医院里还有专门的花匠，在花园里精心地看护和培育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
由于距离不远，故我经常跟妈妈去她上班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下班后，比如晚上的时间，单位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会议和集会。记得有一次，在东病区的礼堂里开欢送大会，欢送部分职工去五七干校，一批批被欢送的职工胸前带着用大红布扎成的大红花，坐在舞台上，爸爸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我去了，作为家属，我们还坐在较前的位置上，看得很清楚，当时只知道看热闹，敲锣打鼓的，不知道从那天起，爸爸就要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一去就十年，每个月只能回家两次。
六十年代末期，已经是文革的中期了，要批斗的人也被批斗过了，武斗也结束了，所以，那时无论是在医院的大院里，还是在大街上，都看不到批斗大会，看不到大游行或有武力的示威斗争，反而经常有带“喜庆”的欢送仪式，除了送一些职工去干校外，每年还有定期的欢送职工的子女去上山下乡和去参军。那些被欢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带着大红花，背着背包，在锣鼓声中登上了墨绿色的东风牌大军车扬长而去。军属的家门口还贴上了红色的对联，上书有光荣之家或“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等字样。另外的集会还有每逢节日如国庆，党生日和劳动节等，医院里都有庆祝大会，有唱歌跳舞等文艺表演，都是职工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比如跳忠字舞， 唱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歌曲，模仿革命样板戏片断等，那个时候，文艺很重要，是衡量一个单位是不是能紧跟形势和执行党的指示的重要指标，于是，大家除了要背语录外，还要唱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人人皆唱的革命歌曲。除了大型的集会，每星期各科室都有晚上的读报学文件，我常跟着爷爷或妈妈去，因为其他人也常带小孩去，这样，小孩在外面玩，大人们在里面读报开会学习。
除了去看病，医院大院里有什么好玩的呢？当时各大楼之间尚有很大空间，除了花草树木，花匠们还摆上应节适时的盆栽，绿化不比公园里的差。在东病区，那是省级以上的首长和越南共产党领袖们的疗养地，那一片几座大楼和礼堂间更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池子里还有金鱼在游弋。我还记得木棉树开花时，孩子们都在树下面等那又大又红的花朵掉下来，然后一拥而上去捡，当那白色的棉絮轻轻地随风飘下来时，大家也追着去抢。木棉树一年才开一次花，但是鸡蛋花就常有，黄色和白色相间的鸡蛋花经常散落一地，静静地铺盖着路边的泥土。到了夏天，高大的映树开满一片片鲜红的小花，挡着烈日艳阳，带来片片阴凉，引出阵阵的蝉鸣。有时在台阶上跳上跳下，在斜坡上跑几个来回，再到处拾些花朵，就玩过了半天，等妈妈下班一起回家。
隔壁的古叔叔是单位里的兼职电影放映员，所以我们经常去看电影，在宿舍大院的露天场地上公开放映的片子要去看，带着板凳吃完晚饭就去找个好位置，在东病区给首长和越南朋友们放的片子，也跟着叔叔因工作之便而进去。那时的越南电影虽然也多是黑白的，故事和我们的不太一样，主要是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等，比如，“前方在召唤”, “阿蓉”等片子我还能记得一点情节。
妈妈还要负责检修医院里的电梯，偌大的医院， 当时只有两座电梯，一在普通病区，一在高干病区。如果妈妈带上我，在电梯上来回上下几趟，那也是很好玩的，那时电梯不是到处都有和可以随便上去的。此外，每月妈妈都要值夜班，有时我也会跟着去，一来有专门的值班房可以睡觉，二来是上夜班有夜宵加餐，我很爱吃食堂送来的包子炒面热粥等东西。不过，提到食堂，也不是经常吃好的，常常搞些忆苦餐，比如，学习了批斗大地主刘文彩的文件后，忆苦餐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了长工们的血泪，尝尝吃野菜的滋味。
东川路上医院所属范围内所有的围墙在文革时期都不闲着，上面经常更换各式各样的语录和口号标语，黄色的墙， 红色的大字，十分醒目，“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路边都涂满了各式口号标语，而且经常变换。文革时单位上的有点美术才能的人们都很忙，经常涂刷标语，到处画满主席的头像，出宣传板报，布置要经常举行会议的大礼堂，处处都营造出革命的气氛，表达一心一意跟着党走的决心。爷爷有一个徒弟书法和绘画都不错，时时临危受命，把工作间变成画坊，我有时也在一旁看看学学。
东川路上的交通那时候并不繁忙，只有16 和18两条线的公共汽车，马车也可以看见，主要是城郊的农民每天往菜市场运送蔬菜的马车，另外也有小型的机动运货车和人力三轮运货车，因为牛奶公司每天都要进出产品。我们家左侧的牛奶公司和我们家马路对面右边的菜市场是东川路上每天天一亮就开始吵吵闹闹的地方，文革时肉类蔬菜食油都是凭票供应的，牛奶则是凭医生处方去换成牛奶票，于是，居民们每天清早就去菜市场排队等候买菜买肉，有时候子夜时分就可见市场门口人影依稀，天亮时早已有各式各样的板凳木椅排了一串，大约到了早上十点多，菜市场内的菜和肉都卖完了。而在牛奶公司这边，天没亮就开始发放牛奶，住在广州城东面的病人家属大多都赶到这里来领牛奶，而运往其它各发放点的奶车这时也在装车，牛奶都是用玻璃瓶装的，丁丁当当的，我们家都听得很清楚，等我们早上出门时，排队领牛奶的人龙已散去，但牛奶公司门口上下午都有运冰车在把几百斤重的冰块一块块地卸下来，再由工人们一块块的拖进去，所以经过其门口时，常常是满地水汪汪的，我和其他孩子们一样，经过时会停下来看看地上有没有遗落的小冰块可捡，也许那些冰渣滓到了家门口就化掉了，但在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风扇的日子里，顶着南国的艳阳，把小冰块在脸上一擦，那滋味比回家扇葵扇子强多了。
路上也有阴森恐怖小孩子们特别是我不想经过的地方，那就是月光公司。从我家大楼往右经过两个胡同口便是， 是一个很旧的象是古老旧教堂的水泥建筑，外墙破落不堪，辨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了，里面暗暗的，民政局用它来做给人办丧事的地方，故总会有阵阵哭声传出来。我经过那地方总要大人们领着，并且眼睛决不往里看。也许那真是个人憎鬼魇的地方，不久后，民政局就把它改为修车厂，再后来就把那整个建筑拆掉了，用那片地盖起了两大座民政局宿舍楼，有六七层高，成了当时路上最高的建筑。
在许多广州人的记忆里，东川路是因为花街才广为人知的。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文革的中后期了，政府决定在每个区选出一非繁忙路段，在春节的前十天封路搭建花市。迎春花市是广州地区重要的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当时用“恢复”两字，即恢复广州地区的迎春花市，但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新奇事一桩。平日车水马龙的路上突然有一天清早起来完全没有了汽车声，只见路上放满了一堆一堆的长长的竹子，长的都有十米那么长，路的北端即中山二路烈士陵园东门对开处到南面和东华路交界处两头被封闭起来，只有人和自行车能进出，工人们从早到晚用竹子赶搭起不同形式的售卖各类鲜花的临时架子和铺位，真神奇，不出两三日功夫，约四百米多的马路上就建起了各类竹棚子和架子，郊区的花农们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运来了各式鲜花入住了这些临时的铺位。广州人过春节的传统是每家每户都要摆些鲜花在厅堂里迎春，菊花和勺药花是最常见的，高档一点的是剑兰，腊梅，桃花还有一盆盆的金橘。办花街的那几天，孩子们就几乎整天地在路上游荡，虽然严冬寒气阵阵，但要过春节了，广州人过春节最热闹的莫过于逛花街看花买花了，我们就住在花街上，一开门就花香扑鼻，人声鼎沸，还有从早到晚花街指挥部的广播大喇叭不间断地播放着歌曲，所以那几天， 除了看花街，逛花街外也干不了其他别的事了。对于我来讲，比各种各样的鲜花更吸引我的，是年画。花街上会有一处大大的棚子，足有一个戏台那么大，里面挂满了各种年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是传统的年画，但却是当时能看得到的最多的绘画大展览，开始的几年，只有宣传文革的宣传画，比如，领袖的画像，工农兵的画像和标语，后来，有了岭南派山水国画和水彩画，那些林林种种五彩斑斓的画，一张埃着一张贴着，挂着，上边标着号码和价钱，看得我脖子酸了，每天去看好几次，都不愿离开，总盼着有新的画贴出来，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眼中，那就是一年一次的视觉和色彩的盛宴。
从1968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东川路上的变化都不太明显，两边的新建筑不多，改变不多，记忆中就只有民政局那片地，拆了，盖了新的楼房，还有牛奶公司旁边有一个下水道，文革时变成了防空洞，路上修了个入口，大家都被通知如果警报响了，路边的居民可以疏散到里边去，在备战备荒的年代，我们都相信警报有可能会响起，敌人有可能来入侵。但这并没有发生，后来，防空洞的入口被拆了，下水道还是下水道。我在东川路上，上了一年多的幼儿园，然后进了小学，小学也还是在东川路上，只约三十米之遥。那几年，是平静的，平淡的，但也是成长的岁月。
2009 年1 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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