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之一：
阳台下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 发生在1966年至1976 年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只有三岁， 刚刚开始记事，当时看到的景物，如今仍能依稀记起。我的所有童年往事，都起始于文化大革命那些特殊的岁月。
1966年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住在广州禺东三路。父亲的生母早在50 年代中病故，奶奶是其后母。爸爸，妈妈和爷爷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去上班，中午回家吃饭和午休，一个星期工作六天，这样，每天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我和奶奶。我常常搬一张小竹凳子，坐在一米宽的阳台上，看日出日落，看街景，看我所能看到的世界，等待着爸爸，妈妈和爷爷下班回家。大人们不准我下街玩，说不安全，奶奶每天有做不完的家务，于是， 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至少有两年。
那时我们租住的是一幢旧式四层洋楼的第三层，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客厅，客厅上有一个阳台。阳台不大，最多只能站两个人。阳台的两边是两扇高大的镶铁框的玻璃窗，旧式洋房的天花板都很高，再加上阳台和两个大窗户都朝南，因此客厅总是个充满阳光的地方。客厅的地面铺的是大块的瓷砖，暗红色与灰色相间，记忆中的客厅并没有太多的家具， 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旧的老式红木长椅，广州人俗称钢床，所以，那个客厅，在我的记忆中，又开阔又明亮，是赋予我童年梦幻与想象的地方。
从阳台上往下俯视，正对着禺东三路。禺东三路其实是市区德政路上的一条内街，或叫巷子，宽约只有4-5米，不能走机动车辆。我们住的楼是巷子内的第二栋，因此从阳台右边望出去，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德政路上的街景了。 另外，阳台正前方的几排房子都不高，即前面的禺东一路和二路的房子都不如我们三路的那排旧式洋楼高，所以，右前方德政路与中山四路交接处的十字路口，也能在阳台上隐隐约约地窥得一隅。
每天清晨，街上会传来踢踏的马蹄声，那是清洗马桶的马车来了。那个时候，城市中很多家庭都没有厕所和抽水马桶，晚上大家都在家里备有大小便的尿盘便桶，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就拿到路边等粪车来了倒到车上去。那时，城郊的农民每天驾着马车，走街串巷的收集那些肥料。我们住的房子有厕所，不过， 小孩子都习惯用便盘，只是我们不用大清早的提到街上去等马车来。除了马车，那时的德政路上最多的是人力三轮车和机动三轮车，有拉货的，也有载人的，四个轮子的大车那时有吉普车和东风牌大货车，但不太多见，德政路上没有公共汽车，只有在中山四路上才有电车和巴士。机动三轮车是那个时代的出租车了，可是一年到头也难得坐上一回。路上的自行车也不算多，因为文革时，自行车也属于奢侈品。所以，从阳台上看下面，并不能说是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另外，德政路上也没有绿化带，故也不是郁郁葱葱和繁花似锦，反而四周的民房多是以钢筋水泥结构为主体，加上石米批荡为外墙的老式楼房，故眼下多是灰色的房子，灰色的马路，没有霓虹灯的流光溢彩，那只是普通的宁静的南国市井，常带一点幽幽的蝉鸣，没有壮观，不见繁华。
文革初期，白天街上经常有游行。只要听到阳台下传来高喊口号的声音，我们就会关上大门，这时最好不要下去，只能在阳台上观看，看看是什么样的游行。那时的游行，全是政治上的游行，即便是像劳动节，党生日和国庆的游行， 也是为了政治。游行的队伍有长有短，少则十几分钟就能看完，长则半个多小时还在走。游行的人们一般都穿着旧的绿色或蓝色外套，天热时会是白色衬衣，蓝色长裤，很多人腰束皮带，手臂上戴红色袖章。游行队伍都带有很多旗帜，队伍前面人们扛的是大红旗或横幅，上面是组织的名字或口号标语，后面的人们手拿小的红旗。他们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我不记得他们都喊了些什么，那时也听不懂政治口号，印象最深的是有的队伍中有人抬着棺材走，他们看起来很愤怒，很激动，高喊着什么，有时居然有人还带着武器走在行进的人群中。路边的人们大都关门闭户，只在阳台上或窗口里往外窥视，我不知道那些游行的队伍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等街上那片喧哗过去后，街上又恢复了平静。
当夕阳西下时，全家人都会竖起耳朵，听着下面的巷子里有没有传来警报声。巷子里有负责治安的民兵，如有危险，他们就会敲打一只锣鼓，或紧或慢，让周围的人们有所准备， 一般来讲，这就是戒严了，各家各户关好门，禁止外出。从阳台上往下看，在淡淡的街灯下，可以看见民兵们在把一袋袋棕色的大麻袋沙包搬到巷子口，并堆砌起来，擂到有一人多高，把巷子口堵住，然后还要在沙包砌成的墙上面拉放上一圈圈的铁丝网，以确保巷子里的人们的安全。那时，经常有武斗，大街上就是战场，红卫兵之间有派别之分，各派斗来斗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看见真正的枪林弹雨在我的阳台下发生。
那个年代，晚上的大街上只有昏暗的路灯，清冷的月光。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商店早就关门了，所以，晚饭后如果要出门，要么就是去学习最高指示和政治学习班，要么就是去看急诊。爷爷很多时候晚上要回单位做政治学习，我小的时候身体很差，记忆中妈妈常要抱着我黑暗中去看急诊。也有一些不奇而至的事情发生。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有一大队人进入了我家，说是“抄家”，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可拿的，手电筒这里照那里照，他们好像没有拿走什么，只是爷爷自此以后，晚上常常要去学习班，这可能与爷爷是五十年代初从香港回来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入侵中国，爷爷带着全家逃到香港，服务于香港大东电报局，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以提前退休为由，辞去工作，带着全家回到广州，在医院里做技师，专门检测医疗器械。所以，查来查去，我们家还算工人阶级，爸爸妈妈在医院里也是后勤部门的技工，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纷争，上班就是上班，要政治学习了，就去学习。
邻居中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小孩不多，我家住在三楼，楼上的那家四五个孩子都中学毕业了，去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离香港不远的农村，后来都偷渡去了香港，我们租住的洋楼就是他们家祖上的物业，所以他们家属于牛鬼蛇神黑五类；二楼的租户没有小孩，一楼的那家有一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岁数，但常不在家；倒是隔壁那栋楼的三楼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姐姐，他们家的阳台就在我家阳台的右边，她的父母是大学和中学的老师，经常要去很远的地方政治学习和改造，他们会把大姐姐带来我家，让我奶奶照看一下，这样我就能和她玩了。所以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在阳台上喊她，如果她没去上学，我就问她要不要过来玩。阳台对面那栋楼的二楼也有一个小孩，她家的阳台和我的阳台隔着巷子，相隔几米，我们有时候也在阳台上对话，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由于时局的不稳定，那时街上玩耍的孩童并不多，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街童，另外奶奶有脚疾，上下走楼梯不方便，故也不会经常带我到处去玩。
除了在阳台上看世界，我白天还能做什么呢？妈妈常在早上上班前，给我留下笔和纸，让我写写画画，她常留下一张她先画好的画或写好的字，然后让我依样画葫芦。妈妈没有上过正是的中学，她能画的不是一间屋子，一朵花，就是一个简单的人头画像，我最爱画的是一个屋子，有烟窗，门前有花园，然后我在花园里加上许多花，还有蝴蝶，还有挂在天上的太阳。另外我还爱画人物，眼睛鼻子嘴巴，长长的头发，辫子上画上蝴蝶结，再加上束腰的裙子，一只手放在前面，另一只手放在身后，就好像讲台上的老师。每天，我画完一张又一张，只是让时光懒庸庸地流过。
1968年的年底，我们搬了家，告别了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搬家的原因是那一片的房子都要拆迁，毛泽东主席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原址就是坐落在我们住的那条巷子的尽头，离我们的房子就几百米，为了纪念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和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意义，政府决定在原址旁边建一个大型的纪念馆，以宣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农民运动理念，于是，德政路的东侧，直到讲习所原址的围墙，这之间的几条巷子，一大片的民房全要拆迁，让出地来建纪念馆。那时我刚五岁，弟弟刚生下来不久，于是，一家人搬出了那栋旧洋房，禺东三路也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搬到了东川路一座三层民宅的一楼，没有了阳台，所以我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文化大革命还远未结束。
2008年12月初稿
2009年1月15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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