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广线
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线，即京广线，全长两千三百多公里，从南到北跨越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和北京五省一市，连接了粤，湘，鄂，豫和冀的主要城市和乡村，是中华大地上的南北主干线， 节节列车运载着南来北往的人流和物资，象大地上流动的脉膊。
京广线在我的生命之旅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和挥不去的记忆。从1980年到1984年，每年的寒暑两假期，我都要乘京广线的特快列车，往返于北京和广州两地。奔驰的列车将我这个世代的南方人带到了飞雪的北国，领略了神州的辽阔，同时也体验着生命的姿彩和青春的豪迈。
17岁的生日刚过，我就马上收拾行装，拿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去办理户口迁移和购买从广州到北京的学生火车票。这不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因为祖籍是佛山，所以小的时候也坐过半小时的火车去离广州30 公里外的佛山。但这次去北京，毕竟是头一回走出广东，家中上下几代人鲜有人跨出过南粤一步。故此我很期待，那两夜一日的火车 之旅，可以将我带入生命的另一程。
在八十年代初期，从广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车要走36个小时，不过那时年少，漫漫的征程并不觉得劳累，只顾好奇地看世界。我是一个不善于逻辑思考 而多凭形象去记忆的人，于是，京广线上的一道道风景，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我记得峰峦起伏，云缠雾绕的粤北山区，它们总是披着黎明后的霞光悄然出现在火车窗外，近处一洼洼高低错落的水田，盛者盈盈的朝露，向途人致早安。我也喜欢湘鄂大地广袤的田野，那满眼的绿色，总在展示着生命的生机和富饶的未来。当火车轰然驶过长江天堑的滔滔江水时，我会怦着心跳，凝视那在珠三角未能见到的壮观景色。跨过了南北分水线，北国风光即闯入眼帘， 让我叹为观止。天高云淡，一马平川，田野上黄色的油菜花，就像大自然的画师泼洒在画布上的道道灿烂的重彩，夺目又慷慨；一排排直指云霄的白杨树，无疑是天上插下来的一排排惊叹号，将人的视野引向无限的远方。“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第三天的早上，火车带着我终于抵达了首都北京，那个太阳升起的地方。我始终认为那个时候的自己还是很幸运的，能在北京展开自己的学习生涯，能到北方体验四季的雨雪风花。
漫长的火车之旅， 除了读风景，还要吃饭，打瞌睡，和旁边的人聊天，到了大站，也会下站台走走，放松一下双脚。在硬卧车内睡大觉是不行的，因为还要看好自己的行李，系里还有另外一个广东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结伴同行。八十年代初的火车，没有文革大串联时的混乱无序，而上山下乡的知青那时都回城了，另外，那时国内的经济还没起步，故此车上也没有太多跑生意拉货的人，总体来说，车上不算太拥挤。火车上一天三餐供应盒饭，当时使用铝制的饭盒，扁扁的，被用过上百次了，早已变得黯淡无光，铅华洗尽，有的已经不成方圆了。火车驶在南方境内时，多是供应米饭，而到了北方境内，就会变成面条了，饭盒内有点菜，但难得有几片肉，卖五毛钱一份，每次卖饭的推车夹带着吆喝声徐徐走近时，车厢的过道内总会引起阵阵骚动，毕竟这就餐的时间在漫长的旅途中是一种期待吧。其实，列车每次停靠大中型的车站时，都会有铁路局的职员在站台上出售食品，记得最引人垂涎的是信阳的烧鸡，但由于囊中羞涩，只好望鸡兴叹。我的大姑妈一家住在武昌，好多次当火车经过武昌站时，我事先写信告诉她我的车厢号码，姑妈就会带上刚烧好的饭菜到站台来找我，有时也顺托带点特产回老家。有一种湖北特产菜叫红菜苔，在北京和广州都没见过的，有一点咸，但不烂，伴着肉丝和酱油，很好吃，特别是在没有冰箱，物流不畅通的年代，大江南北的美食，在火车上真让人食指大动。
每次往返于京广线，我的行李总不少，第一次去北京时最是沉重，衣服棉被两个箱子，不过尽是广东特产，去到北京之后，才发现很多东西并不适用，比如，草席，蚊帐，水桶，凉鞋，铝饭盒，军用水壶等等。所以第二年寒假后北上时，就乖乖地拿着棉袄，秋裤，床单，床褥等，当然，棉鞋，热水瓶，脸盘和饭碗等就只能在北京买了。南北之差异，总要有个切身学习体验的过程。记得多年后，在“羊城晚报”上有一幅漫画，叫 “粤人出游”，画了几个身穿单薄衣衫的人，背着行囊，脚穿塑料凉鞋，每人手中提着一个大水桶，插上把葵扇，这即时让我喷饭，这画的作者肯定有我一样的经历，即当我穿着塑料拖鞋，提着铁制的大水桶，在北京的澡堂门口，木然不知所措，上哪儿去打水，又上哪儿找一个单间来冲凉？在后来的北上中，我的行李中还会多一箱即食面，因为学校食堂每天不变的馒头玉米粥早餐，让我不得不另想法子解决。
二十年后，我在2005年的春天，再次踏上京广线。不是旧地重游，而是带上两个孩子，去河南老家探亲。依然奔驰在中华大地的南北干线上，一座座的城镇，一个个村落，一片片田野，在窗外飞闪而过，二十年的光阴，改变了很多景观，比如，城市的建筑，道路的建设和乡村农家的住宅等都换了轮廓，铁路沿线两边的口号，标语和广告也都换了内容。而当然了，自己也已不再是当年的学生了， 对于旅程，不再有莫名的兴奋和无尽的期待，虽然我也指指点点给孩子们讲沿途的风光，但还是多了一丝倦意。
我在京广线的旅程，延续了二十多年，先是去上学，后来工作之需，也北上武汉和北京几次，然后，又以媳妇的身份去河南探亲。真的不曾想到，这一生与京广线竟有如此之缘。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 在京广线上，看尽窗外的锦绣河山，体验北国南疆的风情万种，不知不觉中，轰鸣的列车，已为生命之旅 奏出了串串的音符。
写于2008年12 月
Monday, March 16, 2009
My forum no. 11 外婆的小屋
外婆的小屋
我的外婆是一个传统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她勤劳节俭，开朗直率。从珠江三角洲顺德县的一个贫穷的村姑，到广州西关的普通家庭妇女，她中年丧夫，自己一手带大七个儿女，一生坎坷，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历尽了人生的冷暖，看遍了一百年的社会沧桑，一个月前，她走了，离开了我们。
对于外婆的回忆，离不开她那间住了半个世纪的小屋。那是一间坐落于广州西关十八甫南路，占地只有9平方米的两层居所，相信是建于上世纪初二次大战前的简易排屋，四五家连着排在路边，每家有自己的进门，但紧挨着外婆家南边墙的另一家房子倒塌了，只剩下一堆残垣断瓦，被用砖砌成的围墙围起来，有一人多高，不知那块地是谁的，那些年来一直空置着。这样一来，外婆的屋子南面就可以有窗户了，那扇窗子正好开在灶头上面，虽然对着那些破砖头，但整个房子就亮堂多了！
十八甫南路是广州西关典型的旧马路，虽然能双向行车，但路面也不到十米宽，马路两边都没有骑楼，下雨就无瓦遮头，路边也没有绿化带，只是偶尔有的人家门前种了棵小树，路上没有大商店，均以两三层高的旧式民居为主，也有零星的几家小店铺，都是下铺上居，马路边的人行道很窄，约只有两米多宽，外婆的家门和人行道只有一砖高的门坎相隔。推开那两扇薄薄的木门，九平米的房子就一览无遗了：门右边就是做饭的地方，一个煤炉，旁边是水龙头和切菜板，角落放张矮凳子以备扇炉子时可以坐着；门左边先是一把木凳，然后就竖着一把竹梯子，像电工用的那种，用来爬上二楼用的，梯子下面横放着外婆的床，其实那是一头用米缸，另一头用板凳支起来的一块板，白天是椅子，夜晚是床，两边堆满了被子和衣服，床和炉灶之间约有一米多之宽，放了一张吃饭的小圆桌；房子两面是门，也即是推开了当街的大门，隔着吃饭的圆桌，桌子后面就是另一扇门，我们叫它后门，门外是一条青石板路面只有两米宽的小巷；外婆的小屋内均为木结构，爬上大门左边的那把竹梯子，就上了“二楼”，楼面是木板搭建的，离金字形的屋顶还有三米多，在上面站立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空间太小，东南西北每面的墙均不到三米宽，外婆又在东面和南面沿墙L 形地用大木板支起两张床，床下是几口大箱子，里面放着外婆的所有家当，而一边的床上还支起一把小梯，因为上面还有半层木板楼，我们叫小三楼，爬上去只能坐着或躺着。整个房子没有浴室和厕所，马路对面有一座公厕，洗衣服就打开后门， 在青石板地的小巷边洗，七十年代中期以前，那里没有自来水，街坊们共用路边的一口水井。
外婆的生日是正月初七，所以每年春节那个星期，我们都会去她那里两次，先是去拜年，外婆会给每个孙子孙女两毛钱的利市红包，然后初七那天大家都聚到她的小屋吃一顿饭，那真是热闹，大姨妈一家六口，舅舅一家三人，三姨妈家五口，四姨妈家四人，我们家四口，还有八姨，好一个大家庭聚会，大人里外两层围着那张圆形饭桌吃，小孩统统拿着饭碗上楼去吃，寒冬腊月，但如果不太冷，饭前饭后我们都会坐到大街上来玩或聊天，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物质供应奇缺，鱼肉油粮食全部凭票限额供应，饭碗里有两块肉就是盛宴，那个时候不在乎吃什么，能聚在一起热闹一番，就能把生活的喜悦和亲情的愉快一一品尝。
从外婆的小屋往南走二十多米，就是沿着珠江的六二三路。因广州6.23起义在此地发生而得名。江的另一边是沙面岛，岛上都是西式建筑，解放前的沙面，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外国租界。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珠江上还有很多艇家，即水上人，他们的家就在船上，白天打鱼，入夜时在岸边叫卖艇仔粥和炒田螺，让江边顿时充满了浓浓的南国气息，广州的旧城西关，正是江水轻流船影频，砖屋小街荔香飘。
我的外婆是一个传统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她勤劳节俭，开朗直率。从珠江三角洲顺德县的一个贫穷的村姑，到广州西关的普通家庭妇女，她中年丧夫，自己一手带大七个儿女，一生坎坷，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历尽了人生的冷暖，看遍了一百年的社会沧桑，一个月前，她走了，离开了我们。
对于外婆的回忆，离不开她那间住了半个世纪的小屋。那是一间坐落于广州西关十八甫南路，占地只有9平方米的两层居所，相信是建于上世纪初二次大战前的简易排屋，四五家连着排在路边，每家有自己的进门，但紧挨着外婆家南边墙的另一家房子倒塌了，只剩下一堆残垣断瓦，被用砖砌成的围墙围起来，有一人多高，不知那块地是谁的，那些年来一直空置着。这样一来，外婆的屋子南面就可以有窗户了，那扇窗子正好开在灶头上面，虽然对着那些破砖头，但整个房子就亮堂多了！
十八甫南路是广州西关典型的旧马路，虽然能双向行车，但路面也不到十米宽，马路两边都没有骑楼，下雨就无瓦遮头，路边也没有绿化带，只是偶尔有的人家门前种了棵小树，路上没有大商店，均以两三层高的旧式民居为主，也有零星的几家小店铺，都是下铺上居，马路边的人行道很窄，约只有两米多宽，外婆的家门和人行道只有一砖高的门坎相隔。推开那两扇薄薄的木门，九平米的房子就一览无遗了：门右边就是做饭的地方，一个煤炉，旁边是水龙头和切菜板，角落放张矮凳子以备扇炉子时可以坐着；门左边先是一把木凳，然后就竖着一把竹梯子，像电工用的那种，用来爬上二楼用的，梯子下面横放着外婆的床，其实那是一头用米缸，另一头用板凳支起来的一块板，白天是椅子，夜晚是床，两边堆满了被子和衣服，床和炉灶之间约有一米多之宽，放了一张吃饭的小圆桌；房子两面是门，也即是推开了当街的大门，隔着吃饭的圆桌，桌子后面就是另一扇门，我们叫它后门，门外是一条青石板路面只有两米宽的小巷；外婆的小屋内均为木结构，爬上大门左边的那把竹梯子，就上了“二楼”，楼面是木板搭建的，离金字形的屋顶还有三米多，在上面站立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空间太小，东南西北每面的墙均不到三米宽，外婆又在东面和南面沿墙L 形地用大木板支起两张床，床下是几口大箱子，里面放着外婆的所有家当，而一边的床上还支起一把小梯，因为上面还有半层木板楼，我们叫小三楼，爬上去只能坐着或躺着。整个房子没有浴室和厕所，马路对面有一座公厕，洗衣服就打开后门， 在青石板地的小巷边洗，七十年代中期以前，那里没有自来水，街坊们共用路边的一口水井。
外婆的生日是正月初七，所以每年春节那个星期，我们都会去她那里两次，先是去拜年，外婆会给每个孙子孙女两毛钱的利市红包，然后初七那天大家都聚到她的小屋吃一顿饭，那真是热闹，大姨妈一家六口，舅舅一家三人，三姨妈家五口，四姨妈家四人，我们家四口，还有八姨，好一个大家庭聚会，大人里外两层围着那张圆形饭桌吃，小孩统统拿着饭碗上楼去吃，寒冬腊月，但如果不太冷，饭前饭后我们都会坐到大街上来玩或聊天，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物质供应奇缺，鱼肉油粮食全部凭票限额供应，饭碗里有两块肉就是盛宴，那个时候不在乎吃什么，能聚在一起热闹一番，就能把生活的喜悦和亲情的愉快一一品尝。
从外婆的小屋往南走二十多米，就是沿着珠江的六二三路。因广州6.23起义在此地发生而得名。江的另一边是沙面岛，岛上都是西式建筑，解放前的沙面，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外国租界。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珠江上还有很多艇家，即水上人，他们的家就在船上，白天打鱼，入夜时在岸边叫卖艇仔粥和炒田螺，让江边顿时充满了浓浓的南国气息，广州的旧城西关，正是江水轻流船影频，砖屋小街荔香飘。
My forum no. 10 年轻
年轻
Young
以我的理解，15-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年轻人。年轻是人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年华，很多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都谱写在年轻时，有学业的成就，有初入社会的惊喜，有工作的进展，还有恋爱的羞涩，新婚的甜蜜，或者还有初为人父母的喜悦……人到了中年，就会在纷繁的日常杂务中，偶尔拾起几片思绪，去思考年轻的含义，回味年轻的岁月，欣赏年轻的姿彩。
我能从年轻的脸上读出未来，他们有明亮清晰的眸子，目光直接而快捷，五官的轮廓皆由简单流畅的线条勾勒而成，并由细嫩的皮肤衬托出来，让你能感觉出生机和活力。因为从生理的角度讲，他们体内的各种组织细胞和各项机体还处在活跃的生长期，所以他们的脸上没有写满岁月的皱纹，两鬓也没有像休止符一样的银丝，只有在那流泻出青春的脸庞上，告诉人们他们有梦去追。
有梦就好！虽然人生并不是一部梦幻交响曲，但在那青葱的岁月，有梦就会有追梦的勇气和力量。理想和梦想，对于年轻人来讲，都是对未来的憧憬，这能让他们释放出热情和活力，他们的出现，无论是在教室里，在大街上，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里或在公园，都能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弹奏出活跃的乐章。无论日后人生的道路如何被限定在什么样的轨道上，年轻人啊，还是去追逐天上的彩虹吧，因为你们还有时间！
我还羡慕年轻人的潇洒，除了热情，活力，勇气和自信，他们没有顾虑，没有羁绊。中年人的无奈，是因为满肩的担子，上有老，下有小，一桌子人等着开饭，于是人到了中年，就不得不变得现实， 把梦想还给了天空，把责任留给了自己，工作上的职责，家庭的负担，养儿育女的重担，还要照顾老人克尽孝道……这些都让中年人的笑容印上曾经付出的痕迹，头上也流露出曾经风霜的岁月。但年轻的人，还不需要懂这些，不要让这些责任早早地套在他们身上吧，让他们的世界充满笑声，让他们的身影轻松如燕。君不见每当夜幕低垂之际，总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或流连于闹市街头，或追逐于霓虹灯下，或嬉戏于风中雨中，这是他们自我的表现，能量的释放。也许你会觉得他们的声音太嘈，穿着太前卫，谈话的内容无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芝麻的事也能令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请不要用不成熟或无深度去形容他们，他们真实而开放，他们有本钱去潇洒，只要他们对自己负责，思进取，那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承诺。
有人说，当经过服装店但面对着今季的时尚毫无反应时，或经过鞋店对里面的新款毫无购买欲时，忽然明白自己老了，这就是人到中年。牛仔服穿在自己身上是否合适？也许以前从没有这个顾虑，十八岁的时候什么都美，其实这个世界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变 的只是自己对事物的感觉和感受，当然，还有日历上的数字。
Young
以我的理解，15-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年轻人。年轻是人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年华，很多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都谱写在年轻时，有学业的成就，有初入社会的惊喜，有工作的进展，还有恋爱的羞涩，新婚的甜蜜，或者还有初为人父母的喜悦……人到了中年，就会在纷繁的日常杂务中，偶尔拾起几片思绪，去思考年轻的含义，回味年轻的岁月，欣赏年轻的姿彩。
我能从年轻的脸上读出未来，他们有明亮清晰的眸子，目光直接而快捷，五官的轮廓皆由简单流畅的线条勾勒而成，并由细嫩的皮肤衬托出来，让你能感觉出生机和活力。因为从生理的角度讲，他们体内的各种组织细胞和各项机体还处在活跃的生长期，所以他们的脸上没有写满岁月的皱纹，两鬓也没有像休止符一样的银丝，只有在那流泻出青春的脸庞上，告诉人们他们有梦去追。
有梦就好！虽然人生并不是一部梦幻交响曲，但在那青葱的岁月，有梦就会有追梦的勇气和力量。理想和梦想，对于年轻人来讲，都是对未来的憧憬，这能让他们释放出热情和活力，他们的出现，无论是在教室里，在大街上，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里或在公园，都能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弹奏出活跃的乐章。无论日后人生的道路如何被限定在什么样的轨道上，年轻人啊，还是去追逐天上的彩虹吧，因为你们还有时间！
我还羡慕年轻人的潇洒，除了热情，活力，勇气和自信，他们没有顾虑，没有羁绊。中年人的无奈，是因为满肩的担子，上有老，下有小，一桌子人等着开饭，于是人到了中年，就不得不变得现实， 把梦想还给了天空，把责任留给了自己，工作上的职责，家庭的负担，养儿育女的重担，还要照顾老人克尽孝道……这些都让中年人的笑容印上曾经付出的痕迹，头上也流露出曾经风霜的岁月。但年轻的人，还不需要懂这些，不要让这些责任早早地套在他们身上吧，让他们的世界充满笑声，让他们的身影轻松如燕。君不见每当夜幕低垂之际，总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或流连于闹市街头，或追逐于霓虹灯下，或嬉戏于风中雨中，这是他们自我的表现，能量的释放。也许你会觉得他们的声音太嘈，穿着太前卫，谈话的内容无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芝麻的事也能令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请不要用不成熟或无深度去形容他们，他们真实而开放，他们有本钱去潇洒，只要他们对自己负责，思进取，那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承诺。
有人说，当经过服装店但面对着今季的时尚毫无反应时，或经过鞋店对里面的新款毫无购买欲时，忽然明白自己老了，这就是人到中年。牛仔服穿在自己身上是否合适？也许以前从没有这个顾虑，十八岁的时候什么都美，其实这个世界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变 的只是自己对事物的感觉和感受，当然，还有日历上的数字。
My forum no.9 压力管理
压力管理 Stree management
我们每天都在与各种压力打交道，生活和环境上的压力，工作和学习上的压力，还有人际关系等等压力。其实，压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学会管理每天所要应对的压力，有一套适合自身条件的有效的解压方法，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日复一日，我们就会变得坚强，还会变得乐观和正面。
要有效地为自己减压，首先要分析自己的压力来自何方，即压力源。自己对哪种类型的压力最敏感？来自家庭的，工作的，学习的，财务上的，环境的，还是人际关系的。。。比如，最近是否工作太忙，自己天天在为此寝食不安？又或者是要考试了，夜以继日都难以应付？另外，也可能是电脑坏了，或者周围噪音太多，令人忍无可忍。凡此这些都会让人感到心理上承受着或大或小的压力，令正常的生活规律无法延续，当意识到来自某个方面的烦恼和焦虑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时，我们就要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反应无非两种，即正面的和负面的，负面的就是放纵自己，让自己被压下去压垮，正面的就是去找出解决的办法。
解决的方法，即压力的管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第一是从自身的性格和心理上去分析和调节，第二是从改变外部的环境入手去减压，第三是通过其他人来达到舒缓压力的负担。
从自身的性格和心理上去管理压力，也就是从情绪的层面上来调适自我。如果知道自己是个急性子的人，当意识到超压时，就想法子让自己慢下来，人家都不急，那自己折腾个啥？如果知道自己是个追求完美的人，眼里容不下沙子，那就要多包容一下了，不要尽给自己找碴； 如果知道自己是个忧郁型的人，那就要多往好处想，不要把忧天下之忧为己任。我们都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要找出自己情绪上的杠杆，平衡一下自己的个性，对自己的性格和情绪多一点控制，少一些放任。
从改变外部的环境来达到减压的效果，可以包括改变工作或住房的环境，出外旅游，做运动还有改变饮食和睡眠规律等等，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可以让人从超压的环境中部份地或全部地解放出来，已达到情绪上的调节效果。比如，去远足旅游，可以休息调整一下自我，去掉疲劳，然后再重新投入新一轮的工作和生活。
通过其他人来达到压力管理的效果，这就是要交流( communication)。 有烦恼，有压力，最好讲出来，与朋友交谈，与人聊天，倾诉出来之后，就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把压在心头上的东西抖落出来，这时候，如能获得别人的宽恕，那会是很好的良方，如能再活的指点迷津，拨开云雾， 那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如果找不到能听你倾诉的人，那就去找心理专业咨询，向他们诉说一番后，他们就以旁观者的身份，给你几付帖子，让人茅塞顿开。
由于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心理素质，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每个人所面对的压力，以及对压力的承受能力皆不相同。比如，获得同样的考试分数，有的同学欢天喜地，而有的同学可能回家无法交待。又例如，同样分贝的噪音，有的人暴跳如雷，而有的人可以呼呼大睡。纵观我们身边的人，有焦虑型的，脆弱型的，易激型的，也有忍耐型的，坚强型的。能够做到沉着应变，初乱不惊，宽容大度，还能坚定乐观，这样的人除了魅力天成以外，我相信更多还是靠后天的历练。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曲折和挫败，这些是压力，同时也是挑战。学会有效地管理自己经常要面对的压力，那么，今后的路程，就会越走越轻松。
我们每天都在与各种压力打交道，生活和环境上的压力，工作和学习上的压力，还有人际关系等等压力。其实，压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学会管理每天所要应对的压力，有一套适合自身条件的有效的解压方法，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日复一日，我们就会变得坚强，还会变得乐观和正面。
要有效地为自己减压，首先要分析自己的压力来自何方，即压力源。自己对哪种类型的压力最敏感？来自家庭的，工作的，学习的，财务上的，环境的，还是人际关系的。。。比如，最近是否工作太忙，自己天天在为此寝食不安？又或者是要考试了，夜以继日都难以应付？另外，也可能是电脑坏了，或者周围噪音太多，令人忍无可忍。凡此这些都会让人感到心理上承受着或大或小的压力，令正常的生活规律无法延续，当意识到来自某个方面的烦恼和焦虑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时，我们就要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反应无非两种，即正面的和负面的，负面的就是放纵自己，让自己被压下去压垮，正面的就是去找出解决的办法。
解决的方法，即压力的管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第一是从自身的性格和心理上去分析和调节，第二是从改变外部的环境入手去减压，第三是通过其他人来达到舒缓压力的负担。
从自身的性格和心理上去管理压力，也就是从情绪的层面上来调适自我。如果知道自己是个急性子的人，当意识到超压时，就想法子让自己慢下来，人家都不急，那自己折腾个啥？如果知道自己是个追求完美的人，眼里容不下沙子，那就要多包容一下了，不要尽给自己找碴； 如果知道自己是个忧郁型的人，那就要多往好处想，不要把忧天下之忧为己任。我们都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要找出自己情绪上的杠杆，平衡一下自己的个性，对自己的性格和情绪多一点控制，少一些放任。
从改变外部的环境来达到减压的效果，可以包括改变工作或住房的环境，出外旅游，做运动还有改变饮食和睡眠规律等等，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可以让人从超压的环境中部份地或全部地解放出来，已达到情绪上的调节效果。比如，去远足旅游，可以休息调整一下自我，去掉疲劳，然后再重新投入新一轮的工作和生活。
通过其他人来达到压力管理的效果，这就是要交流( communication)。 有烦恼，有压力，最好讲出来，与朋友交谈，与人聊天，倾诉出来之后，就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把压在心头上的东西抖落出来，这时候，如能获得别人的宽恕，那会是很好的良方，如能再活的指点迷津，拨开云雾， 那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如果找不到能听你倾诉的人，那就去找心理专业咨询，向他们诉说一番后，他们就以旁观者的身份，给你几付帖子，让人茅塞顿开。
由于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心理素质，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每个人所面对的压力，以及对压力的承受能力皆不相同。比如，获得同样的考试分数，有的同学欢天喜地，而有的同学可能回家无法交待。又例如，同样分贝的噪音，有的人暴跳如雷，而有的人可以呼呼大睡。纵观我们身边的人，有焦虑型的，脆弱型的，易激型的，也有忍耐型的，坚强型的。能够做到沉着应变，初乱不惊，宽容大度，还能坚定乐观，这样的人除了魅力天成以外，我相信更多还是靠后天的历练。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曲折和挫败，这些是压力，同时也是挑战。学会有效地管理自己经常要面对的压力，那么，今后的路程，就会越走越轻松。
Monday, February 23, 2009
my forum no.8 文革岁月回忆之一，阳台下的文革岁月
文革系列之一：
阳台下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 发生在1966年至1976 年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只有三岁， 刚刚开始记事，当时看到的景物，如今仍能依稀记起。我的所有童年往事，都起始于文化大革命那些特殊的岁月。
1966年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住在广州禺东三路。父亲的生母早在50 年代中病故，奶奶是其后母。爸爸，妈妈和爷爷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去上班，中午回家吃饭和午休，一个星期工作六天，这样，每天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我和奶奶。我常常搬一张小竹凳子，坐在一米宽的阳台上，看日出日落，看街景，看我所能看到的世界，等待着爸爸，妈妈和爷爷下班回家。大人们不准我下街玩，说不安全，奶奶每天有做不完的家务，于是， 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至少有两年。
那时我们租住的是一幢旧式四层洋楼的第三层，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客厅，客厅上有一个阳台。阳台不大，最多只能站两个人。阳台的两边是两扇高大的镶铁框的玻璃窗，旧式洋房的天花板都很高，再加上阳台和两个大窗户都朝南，因此客厅总是个充满阳光的地方。客厅的地面铺的是大块的瓷砖，暗红色与灰色相间，记忆中的客厅并没有太多的家具， 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旧的老式红木长椅，广州人俗称钢床，所以，那个客厅，在我的记忆中，又开阔又明亮，是赋予我童年梦幻与想象的地方。
从阳台上往下俯视，正对着禺东三路。禺东三路其实是市区德政路上的一条内街，或叫巷子，宽约只有4-5米，不能走机动车辆。我们住的楼是巷子内的第二栋，因此从阳台右边望出去，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德政路上的街景了。 另外，阳台正前方的几排房子都不高，即前面的禺东一路和二路的房子都不如我们三路的那排旧式洋楼高，所以，右前方德政路与中山四路交接处的十字路口，也能在阳台上隐隐约约地窥得一隅。
每天清晨，街上会传来踢踏的马蹄声，那是清洗马桶的马车来了。那个时候，城市中很多家庭都没有厕所和抽水马桶，晚上大家都在家里备有大小便的尿盘便桶，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就拿到路边等粪车来了倒到车上去。那时，城郊的农民每天驾着马车，走街串巷的收集那些肥料。我们住的房子有厕所，不过， 小孩子都习惯用便盘，只是我们不用大清早的提到街上去等马车来。除了马车，那时的德政路上最多的是人力三轮车和机动三轮车，有拉货的，也有载人的，四个轮子的大车那时有吉普车和东风牌大货车，但不太多见，德政路上没有公共汽车，只有在中山四路上才有电车和巴士。机动三轮车是那个时代的出租车了，可是一年到头也难得坐上一回。路上的自行车也不算多，因为文革时，自行车也属于奢侈品。所以，从阳台上看下面，并不能说是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另外，德政路上也没有绿化带，故也不是郁郁葱葱和繁花似锦，反而四周的民房多是以钢筋水泥结构为主体，加上石米批荡为外墙的老式楼房，故眼下多是灰色的房子，灰色的马路，没有霓虹灯的流光溢彩，那只是普通的宁静的南国市井，常带一点幽幽的蝉鸣，没有壮观，不见繁华。
文革初期，白天街上经常有游行。只要听到阳台下传来高喊口号的声音，我们就会关上大门，这时最好不要下去，只能在阳台上观看，看看是什么样的游行。那时的游行，全是政治上的游行，即便是像劳动节，党生日和国庆的游行， 也是为了政治。游行的队伍有长有短，少则十几分钟就能看完，长则半个多小时还在走。游行的人们一般都穿着旧的绿色或蓝色外套，天热时会是白色衬衣，蓝色长裤，很多人腰束皮带，手臂上戴红色袖章。游行队伍都带有很多旗帜，队伍前面人们扛的是大红旗或横幅，上面是组织的名字或口号标语，后面的人们手拿小的红旗。他们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我不记得他们都喊了些什么，那时也听不懂政治口号，印象最深的是有的队伍中有人抬着棺材走，他们看起来很愤怒，很激动，高喊着什么，有时居然有人还带着武器走在行进的人群中。路边的人们大都关门闭户，只在阳台上或窗口里往外窥视，我不知道那些游行的队伍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等街上那片喧哗过去后，街上又恢复了平静。
当夕阳西下时，全家人都会竖起耳朵，听着下面的巷子里有没有传来警报声。巷子里有负责治安的民兵，如有危险，他们就会敲打一只锣鼓，或紧或慢，让周围的人们有所准备， 一般来讲，这就是戒严了，各家各户关好门，禁止外出。从阳台上往下看，在淡淡的街灯下，可以看见民兵们在把一袋袋棕色的大麻袋沙包搬到巷子口，并堆砌起来，擂到有一人多高，把巷子口堵住，然后还要在沙包砌成的墙上面拉放上一圈圈的铁丝网，以确保巷子里的人们的安全。那时，经常有武斗，大街上就是战场，红卫兵之间有派别之分，各派斗来斗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看见真正的枪林弹雨在我的阳台下发生。
那个年代，晚上的大街上只有昏暗的路灯，清冷的月光。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商店早就关门了，所以，晚饭后如果要出门，要么就是去学习最高指示和政治学习班，要么就是去看急诊。爷爷很多时候晚上要回单位做政治学习，我小的时候身体很差，记忆中妈妈常要抱着我黑暗中去看急诊。也有一些不奇而至的事情发生。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有一大队人进入了我家，说是“抄家”，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可拿的，手电筒这里照那里照，他们好像没有拿走什么，只是爷爷自此以后，晚上常常要去学习班，这可能与爷爷是五十年代初从香港回来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入侵中国，爷爷带着全家逃到香港，服务于香港大东电报局，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以提前退休为由，辞去工作，带着全家回到广州，在医院里做技师，专门检测医疗器械。所以，查来查去，我们家还算工人阶级，爸爸妈妈在医院里也是后勤部门的技工，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纷争，上班就是上班，要政治学习了，就去学习。
邻居中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小孩不多，我家住在三楼，楼上的那家四五个孩子都中学毕业了，去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离香港不远的农村，后来都偷渡去了香港，我们租住的洋楼就是他们家祖上的物业，所以他们家属于牛鬼蛇神黑五类；二楼的租户没有小孩，一楼的那家有一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岁数，但常不在家；倒是隔壁那栋楼的三楼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姐姐，他们家的阳台就在我家阳台的右边，她的父母是大学和中学的老师，经常要去很远的地方政治学习和改造，他们会把大姐姐带来我家，让我奶奶照看一下，这样我就能和她玩了。所以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在阳台上喊她，如果她没去上学，我就问她要不要过来玩。阳台对面那栋楼的二楼也有一个小孩，她家的阳台和我的阳台隔着巷子，相隔几米，我们有时候也在阳台上对话，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由于时局的不稳定，那时街上玩耍的孩童并不多，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街童，另外奶奶有脚疾，上下走楼梯不方便，故也不会经常带我到处去玩。
除了在阳台上看世界，我白天还能做什么呢？妈妈常在早上上班前，给我留下笔和纸，让我写写画画，她常留下一张她先画好的画或写好的字，然后让我依样画葫芦。妈妈没有上过正是的中学，她能画的不是一间屋子，一朵花，就是一个简单的人头画像，我最爱画的是一个屋子，有烟窗，门前有花园，然后我在花园里加上许多花，还有蝴蝶，还有挂在天上的太阳。另外我还爱画人物，眼睛鼻子嘴巴，长长的头发，辫子上画上蝴蝶结，再加上束腰的裙子，一只手放在前面，另一只手放在身后，就好像讲台上的老师。每天，我画完一张又一张，只是让时光懒庸庸地流过。
1968年的年底，我们搬了家，告别了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搬家的原因是那一片的房子都要拆迁，毛泽东主席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原址就是坐落在我们住的那条巷子的尽头，离我们的房子就几百米，为了纪念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和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意义，政府决定在原址旁边建一个大型的纪念馆，以宣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农民运动理念，于是，德政路的东侧，直到讲习所原址的围墙，这之间的几条巷子，一大片的民房全要拆迁，让出地来建纪念馆。那时我刚五岁，弟弟刚生下来不久，于是，一家人搬出了那栋旧洋房，禺东三路也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搬到了东川路一座三层民宅的一楼，没有了阳台，所以我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文化大革命还远未结束。
2008年12月初稿
2009年1月15日完
阳台下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 发生在1966年至1976 年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只有三岁， 刚刚开始记事，当时看到的景物，如今仍能依稀记起。我的所有童年往事，都起始于文化大革命那些特殊的岁月。
1966年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住在广州禺东三路。父亲的生母早在50 年代中病故，奶奶是其后母。爸爸，妈妈和爷爷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去上班，中午回家吃饭和午休，一个星期工作六天，这样，每天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我和奶奶。我常常搬一张小竹凳子，坐在一米宽的阳台上，看日出日落，看街景，看我所能看到的世界，等待着爸爸，妈妈和爷爷下班回家。大人们不准我下街玩，说不安全，奶奶每天有做不完的家务，于是， 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至少有两年。
那时我们租住的是一幢旧式四层洋楼的第三层，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客厅，客厅上有一个阳台。阳台不大，最多只能站两个人。阳台的两边是两扇高大的镶铁框的玻璃窗，旧式洋房的天花板都很高，再加上阳台和两个大窗户都朝南，因此客厅总是个充满阳光的地方。客厅的地面铺的是大块的瓷砖，暗红色与灰色相间，记忆中的客厅并没有太多的家具， 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旧的老式红木长椅，广州人俗称钢床，所以，那个客厅，在我的记忆中，又开阔又明亮，是赋予我童年梦幻与想象的地方。
从阳台上往下俯视，正对着禺东三路。禺东三路其实是市区德政路上的一条内街，或叫巷子，宽约只有4-5米，不能走机动车辆。我们住的楼是巷子内的第二栋，因此从阳台右边望出去，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德政路上的街景了。 另外，阳台正前方的几排房子都不高，即前面的禺东一路和二路的房子都不如我们三路的那排旧式洋楼高，所以，右前方德政路与中山四路交接处的十字路口，也能在阳台上隐隐约约地窥得一隅。
每天清晨，街上会传来踢踏的马蹄声，那是清洗马桶的马车来了。那个时候，城市中很多家庭都没有厕所和抽水马桶，晚上大家都在家里备有大小便的尿盘便桶，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就拿到路边等粪车来了倒到车上去。那时，城郊的农民每天驾着马车，走街串巷的收集那些肥料。我们住的房子有厕所，不过， 小孩子都习惯用便盘，只是我们不用大清早的提到街上去等马车来。除了马车，那时的德政路上最多的是人力三轮车和机动三轮车，有拉货的，也有载人的，四个轮子的大车那时有吉普车和东风牌大货车，但不太多见，德政路上没有公共汽车，只有在中山四路上才有电车和巴士。机动三轮车是那个时代的出租车了，可是一年到头也难得坐上一回。路上的自行车也不算多，因为文革时，自行车也属于奢侈品。所以，从阳台上看下面，并不能说是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另外，德政路上也没有绿化带，故也不是郁郁葱葱和繁花似锦，反而四周的民房多是以钢筋水泥结构为主体，加上石米批荡为外墙的老式楼房，故眼下多是灰色的房子，灰色的马路，没有霓虹灯的流光溢彩，那只是普通的宁静的南国市井，常带一点幽幽的蝉鸣，没有壮观，不见繁华。
文革初期，白天街上经常有游行。只要听到阳台下传来高喊口号的声音，我们就会关上大门，这时最好不要下去，只能在阳台上观看，看看是什么样的游行。那时的游行，全是政治上的游行，即便是像劳动节，党生日和国庆的游行， 也是为了政治。游行的队伍有长有短，少则十几分钟就能看完，长则半个多小时还在走。游行的人们一般都穿着旧的绿色或蓝色外套，天热时会是白色衬衣，蓝色长裤，很多人腰束皮带，手臂上戴红色袖章。游行队伍都带有很多旗帜，队伍前面人们扛的是大红旗或横幅，上面是组织的名字或口号标语，后面的人们手拿小的红旗。他们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我不记得他们都喊了些什么，那时也听不懂政治口号，印象最深的是有的队伍中有人抬着棺材走，他们看起来很愤怒，很激动，高喊着什么，有时居然有人还带着武器走在行进的人群中。路边的人们大都关门闭户，只在阳台上或窗口里往外窥视，我不知道那些游行的队伍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等街上那片喧哗过去后，街上又恢复了平静。
当夕阳西下时，全家人都会竖起耳朵，听着下面的巷子里有没有传来警报声。巷子里有负责治安的民兵，如有危险，他们就会敲打一只锣鼓，或紧或慢，让周围的人们有所准备， 一般来讲，这就是戒严了，各家各户关好门，禁止外出。从阳台上往下看，在淡淡的街灯下，可以看见民兵们在把一袋袋棕色的大麻袋沙包搬到巷子口，并堆砌起来，擂到有一人多高，把巷子口堵住，然后还要在沙包砌成的墙上面拉放上一圈圈的铁丝网，以确保巷子里的人们的安全。那时，经常有武斗，大街上就是战场，红卫兵之间有派别之分，各派斗来斗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看见真正的枪林弹雨在我的阳台下发生。
那个年代，晚上的大街上只有昏暗的路灯，清冷的月光。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商店早就关门了，所以，晚饭后如果要出门，要么就是去学习最高指示和政治学习班，要么就是去看急诊。爷爷很多时候晚上要回单位做政治学习，我小的时候身体很差，记忆中妈妈常要抱着我黑暗中去看急诊。也有一些不奇而至的事情发生。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有一大队人进入了我家，说是“抄家”，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可拿的，手电筒这里照那里照，他们好像没有拿走什么，只是爷爷自此以后，晚上常常要去学习班，这可能与爷爷是五十年代初从香港回来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入侵中国，爷爷带着全家逃到香港，服务于香港大东电报局，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以提前退休为由，辞去工作，带着全家回到广州，在医院里做技师，专门检测医疗器械。所以，查来查去，我们家还算工人阶级，爸爸妈妈在医院里也是后勤部门的技工，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纷争，上班就是上班，要政治学习了，就去学习。
邻居中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小孩不多，我家住在三楼，楼上的那家四五个孩子都中学毕业了，去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离香港不远的农村，后来都偷渡去了香港，我们租住的洋楼就是他们家祖上的物业，所以他们家属于牛鬼蛇神黑五类；二楼的租户没有小孩，一楼的那家有一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岁数，但常不在家；倒是隔壁那栋楼的三楼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姐姐，他们家的阳台就在我家阳台的右边，她的父母是大学和中学的老师，经常要去很远的地方政治学习和改造，他们会把大姐姐带来我家，让我奶奶照看一下，这样我就能和她玩了。所以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在阳台上喊她，如果她没去上学，我就问她要不要过来玩。阳台对面那栋楼的二楼也有一个小孩，她家的阳台和我的阳台隔着巷子，相隔几米，我们有时候也在阳台上对话，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由于时局的不稳定，那时街上玩耍的孩童并不多，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街童，另外奶奶有脚疾，上下走楼梯不方便，故也不会经常带我到处去玩。
除了在阳台上看世界，我白天还能做什么呢？妈妈常在早上上班前，给我留下笔和纸，让我写写画画，她常留下一张她先画好的画或写好的字，然后让我依样画葫芦。妈妈没有上过正是的中学，她能画的不是一间屋子，一朵花，就是一个简单的人头画像，我最爱画的是一个屋子，有烟窗，门前有花园，然后我在花园里加上许多花，还有蝴蝶，还有挂在天上的太阳。另外我还爱画人物，眼睛鼻子嘴巴，长长的头发，辫子上画上蝴蝶结，再加上束腰的裙子，一只手放在前面，另一只手放在身后，就好像讲台上的老师。每天，我画完一张又一张，只是让时光懒庸庸地流过。
1968年的年底，我们搬了家，告别了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搬家的原因是那一片的房子都要拆迁，毛泽东主席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原址就是坐落在我们住的那条巷子的尽头，离我们的房子就几百米，为了纪念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和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意义，政府决定在原址旁边建一个大型的纪念馆，以宣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农民运动理念，于是，德政路的东侧，直到讲习所原址的围墙，这之间的几条巷子，一大片的民房全要拆迁，让出地来建纪念馆。那时我刚五岁，弟弟刚生下来不久，于是，一家人搬出了那栋旧洋房，禺东三路也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搬到了东川路一座三层民宅的一楼，没有了阳台，所以我在阳台上看世界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文化大革命还远未结束。
2008年12月初稿
2009年1月15日完
Thursday, February 19, 2009
my forum no. 7. 东川路上的文革岁月
文革系列之二：
东川路上的文革岁月
我们一家于1968年的年底搬入了东川路上的一所民宅居住，那时我已经5 岁了，我的幼儿园和小学时代，都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融入了东川路上的每个日落日出。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家仍都住在那临街的两个房间里。
东川路在广州市的城东面，离市中心不远，距离我们原来住的禺东三路也就只有两个站之遥。东川路北起烈士陵园的东门，南至东豪涌白云路止，15分钟即可走完全程，路的北段两旁都是省医院的住院部和宿舍大院，高高的刷成浅黄色的院墙占了东川路的四分之一，路的中段一边是菜市场，另一边是民政局所属的丧葬部门，俗称月光公司；路的南段则有牛奶公司，税务局和小学校，学校处在东川路和东华路的交界处，那个十字路口的四周还散落着一些店铺，有食肆茶楼，也有卖旧衣服的；路的最南端就是东涌上的那座十米左右的桥，桥的另一端就属白云路了，东涌原是东湖流入珠江的一条小河，后来变成臭水沟，再后来，连水都没有了。除了医院围墙内的宿舍楼群，东川路上两边的民用住宅楼共有十几幢，最高不超过四层，与那些公司和单位的建筑互相交错并排于路的两旁。另外，东川路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巷口九处，有的巷子很深很长，四通八达，比如可以去到东山口，有的巷子则只是个死胡同，里面是大小的高低不一的民房。
我们住的那栋楼靠路的中段，是一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有三层共12个单元的民宅建筑，砖加水泥混凝土结构，外墙涂上一层黄色的石灰水，每个单元都带一个约3米长，一米多宽的阳台，整座建筑分两个大门入口，即上下六个单元的住户使用一个出入口，而这两个出入口大门都在大楼的后面，即不在东川路的路面上，这样一来，住在一楼那四个单元里的人就干脆把临街的阳台变成了大门，并用砖筑起一道围墙，把人行道的一部分匡起来变成了前院。那个时代，能住在解放后新盖的民宅里，有厕所有厨房，比起那些内街小巷里的平房强多了。
我们一家六口人和另外一个五口之家的古姓客家人共住在一楼的一个单元里，他们是爷爷的同事，这个单元里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古家五口人住在约二十平米的客厅，带阳台，我们家六人就住在两个卧室，共二十多平米，而厨房和厕所就两家人共用，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一道深棕色的两开木门，通向幽暗的楼道，然后是与其他的五个单元的住户共用的通往后街的出入口大门。
古家的阳台外是围墙围起来的前院，围墙从其阳台的一边一直围到我们的房间的两个窗户边上，正中间是一道灰色的木门，开门就是大路了，由于我们两家人共住一个单元，这个前院就属我们两家共用了，古家出入都用其阳台，然后走前院的门，可我们总不能进进出出都经过古家的客厅和阳台吧，因此，我们就把我们房间的一个窗户改变成“门”。我们住的两个房间各有两个大窗户，大房间的两个窗户正对前院，小房间的向着后街。于是，我们就把大房间靠近前院出入门的那扇窗户改了，把窗户中间的木间隔条锯掉，在窗台的里面和外面各放一个用木板钉成的有三级台阶的梯子，出入时先登上木梯，然后马上弯下腰，恭着身子，扶着两边的木窗框，再把脚跨过窗台，伸到另一边的梯子上，这样就完成了进出的步骤，窗户也就变成了门，独一无二的名正言顺的窗门！晚上，把里面的梯子移开，把两扇玻璃窗关上，就关上门了。一开始的时候，大人们经常碰头，即上下进出时把头撞到窗户上方的窗框上了，后来，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弯腰的幅度，就能进出自如了，我个子还小，不容易碰头。渐渐的，我们一家人就习惯了用这道窗门，不再使用客厅门旁边通往后街的楼道大门了。前院基本上就以中间的门为界，进门右侧归古家，左侧属我们，这样，我们能用的前院，约有七八平米，除了晒衣服，还搭了个鸡棚来养鸡，我和弟弟还能玩耍，打乒乓球。
搬到东川路不久，爸爸就去了干校，后来又从干校直接去了在粤北山区的三线工厂，一直到1978年的年底，才又回到医院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十年里，爸爸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厂里的车子星期六下午把他们拉到广州，星期一一大早又把他们拉回去。奶奶身体不好，得了风湿性心藏病，弟弟又小，于是，我白天就上幼儿园。我因为经常生病，去幼儿园就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幼儿园并不远，就在医院的宿舍大院内，但幼儿园的地方倒是不小，除了教室外，还有沙池和操场。记忆中的幼儿园并不热闹，冷冷清清的，小朋友也不是太多，我最常玩弄的是一枝红缨枪，人人都有一枝，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斗争。
我们住的房子虽然不在医院的宿舍大院里，但离爷爷和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也就是两百米左右，他们出了前院门，过马路，经过聋哑人服装厂和菜市场的门口，沿着医院的院墙走不多远，就是工作的部门了。那个时候的医院并不象现在的医院那么忙乱，虽然是全省最大的医院之一，但由于东川路上只是住院部和行政部门，门诊部在城的另一边，故此不常见来来往往的看病的人流，住院部的东南西北四面的几栋三至五层高的大楼全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是一个差不多有半个足球场那样大的花园，其中种有几棵比旁边的楼房还高的木棉树，住院部与爷爷和妈妈工作的后勤部之间还有另一个花园，中间有一个走廊连接起南北两边的建筑，这样，工人们把食品饭菜和医疗机械等从南边的后勤部门送到北边的各个病区时就不用被雨淋着了。医院里还有专门的花匠，在花园里精心地看护和培育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
由于距离不远，故我经常跟妈妈去她上班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下班后，比如晚上的时间，单位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会议和集会。记得有一次，在东病区的礼堂里开欢送大会，欢送部分职工去五七干校，一批批被欢送的职工胸前带着用大红布扎成的大红花，坐在舞台上，爸爸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我去了，作为家属，我们还坐在较前的位置上，看得很清楚，当时只知道看热闹，敲锣打鼓的，不知道从那天起，爸爸就要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一去就十年，每个月只能回家两次。
六十年代末期，已经是文革的中期了，要批斗的人也被批斗过了，武斗也结束了，所以，那时无论是在医院的大院里，还是在大街上，都看不到批斗大会，看不到大游行或有武力的示威斗争，反而经常有带“喜庆”的欢送仪式，除了送一些职工去干校外，每年还有定期的欢送职工的子女去上山下乡和去参军。那些被欢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带着大红花，背着背包，在锣鼓声中登上了墨绿色的东风牌大军车扬长而去。军属的家门口还贴上了红色的对联，上书有光荣之家或“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等字样。另外的集会还有每逢节日如国庆，党生日和劳动节等，医院里都有庆祝大会，有唱歌跳舞等文艺表演，都是职工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比如跳忠字舞， 唱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歌曲，模仿革命样板戏片断等，那个时候，文艺很重要，是衡量一个单位是不是能紧跟形势和执行党的指示的重要指标，于是，大家除了要背语录外，还要唱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人人皆唱的革命歌曲。除了大型的集会，每星期各科室都有晚上的读报学文件，我常跟着爷爷或妈妈去，因为其他人也常带小孩去，这样，小孩在外面玩，大人们在里面读报开会学习。
除了去看病，医院大院里有什么好玩的呢？当时各大楼之间尚有很大空间，除了花草树木，花匠们还摆上应节适时的盆栽，绿化不比公园里的差。在东病区，那是省级以上的首长和越南共产党领袖们的疗养地，那一片几座大楼和礼堂间更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池子里还有金鱼在游弋。我还记得木棉树开花时，孩子们都在树下面等那又大又红的花朵掉下来，然后一拥而上去捡，当那白色的棉絮轻轻地随风飘下来时，大家也追着去抢。木棉树一年才开一次花，但是鸡蛋花就常有，黄色和白色相间的鸡蛋花经常散落一地，静静地铺盖着路边的泥土。到了夏天，高大的映树开满一片片鲜红的小花，挡着烈日艳阳，带来片片阴凉，引出阵阵的蝉鸣。有时在台阶上跳上跳下，在斜坡上跑几个来回，再到处拾些花朵，就玩过了半天，等妈妈下班一起回家。
隔壁的古叔叔是单位里的兼职电影放映员，所以我们经常去看电影，在宿舍大院的露天场地上公开放映的片子要去看，带着板凳吃完晚饭就去找个好位置，在东病区给首长和越南朋友们放的片子，也跟着叔叔因工作之便而进去。那时的越南电影虽然也多是黑白的，故事和我们的不太一样，主要是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等，比如，“前方在召唤”, “阿蓉”等片子我还能记得一点情节。
妈妈还要负责检修医院里的电梯，偌大的医院， 当时只有两座电梯，一在普通病区，一在高干病区。如果妈妈带上我，在电梯上来回上下几趟，那也是很好玩的，那时电梯不是到处都有和可以随便上去的。此外，每月妈妈都要值夜班，有时我也会跟着去，一来有专门的值班房可以睡觉，二来是上夜班有夜宵加餐，我很爱吃食堂送来的包子炒面热粥等东西。不过，提到食堂，也不是经常吃好的，常常搞些忆苦餐，比如，学习了批斗大地主刘文彩的文件后，忆苦餐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了长工们的血泪，尝尝吃野菜的滋味。
东川路上医院所属范围内所有的围墙在文革时期都不闲着，上面经常更换各式各样的语录和口号标语，黄色的墙， 红色的大字，十分醒目，“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路边都涂满了各式口号标语，而且经常变换。文革时单位上的有点美术才能的人们都很忙，经常涂刷标语，到处画满主席的头像，出宣传板报，布置要经常举行会议的大礼堂，处处都营造出革命的气氛，表达一心一意跟着党走的决心。爷爷有一个徒弟书法和绘画都不错，时时临危受命，把工作间变成画坊，我有时也在一旁看看学学。
东川路上的交通那时候并不繁忙，只有16 和18两条线的公共汽车，马车也可以看见，主要是城郊的农民每天往菜市场运送蔬菜的马车，另外也有小型的机动运货车和人力三轮运货车，因为牛奶公司每天都要进出产品。我们家左侧的牛奶公司和我们家马路对面右边的菜市场是东川路上每天天一亮就开始吵吵闹闹的地方，文革时肉类蔬菜食油都是凭票供应的，牛奶则是凭医生处方去换成牛奶票，于是，居民们每天清早就去菜市场排队等候买菜买肉，有时候子夜时分就可见市场门口人影依稀，天亮时早已有各式各样的板凳木椅排了一串，大约到了早上十点多，菜市场内的菜和肉都卖完了。而在牛奶公司这边，天没亮就开始发放牛奶，住在广州城东面的病人家属大多都赶到这里来领牛奶，而运往其它各发放点的奶车这时也在装车，牛奶都是用玻璃瓶装的，丁丁当当的，我们家都听得很清楚，等我们早上出门时，排队领牛奶的人龙已散去，但牛奶公司门口上下午都有运冰车在把几百斤重的冰块一块块地卸下来，再由工人们一块块的拖进去，所以经过其门口时，常常是满地水汪汪的，我和其他孩子们一样，经过时会停下来看看地上有没有遗落的小冰块可捡，也许那些冰渣滓到了家门口就化掉了，但在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风扇的日子里，顶着南国的艳阳，把小冰块在脸上一擦，那滋味比回家扇葵扇子强多了。
路上也有阴森恐怖小孩子们特别是我不想经过的地方，那就是月光公司。从我家大楼往右经过两个胡同口便是， 是一个很旧的象是古老旧教堂的水泥建筑，外墙破落不堪，辨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了，里面暗暗的，民政局用它来做给人办丧事的地方，故总会有阵阵哭声传出来。我经过那地方总要大人们领着，并且眼睛决不往里看。也许那真是个人憎鬼魇的地方，不久后，民政局就把它改为修车厂，再后来就把那整个建筑拆掉了，用那片地盖起了两大座民政局宿舍楼，有六七层高，成了当时路上最高的建筑。
在许多广州人的记忆里，东川路是因为花街才广为人知的。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文革的中后期了，政府决定在每个区选出一非繁忙路段，在春节的前十天封路搭建花市。迎春花市是广州地区重要的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当时用“恢复”两字，即恢复广州地区的迎春花市，但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新奇事一桩。平日车水马龙的路上突然有一天清早起来完全没有了汽车声，只见路上放满了一堆一堆的长长的竹子，长的都有十米那么长，路的北端即中山二路烈士陵园东门对开处到南面和东华路交界处两头被封闭起来，只有人和自行车能进出，工人们从早到晚用竹子赶搭起不同形式的售卖各类鲜花的临时架子和铺位，真神奇，不出两三日功夫，约四百米多的马路上就建起了各类竹棚子和架子，郊区的花农们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运来了各式鲜花入住了这些临时的铺位。广州人过春节的传统是每家每户都要摆些鲜花在厅堂里迎春，菊花和勺药花是最常见的，高档一点的是剑兰，腊梅，桃花还有一盆盆的金橘。办花街的那几天，孩子们就几乎整天地在路上游荡，虽然严冬寒气阵阵，但要过春节了，广州人过春节最热闹的莫过于逛花街看花买花了，我们就住在花街上，一开门就花香扑鼻，人声鼎沸，还有从早到晚花街指挥部的广播大喇叭不间断地播放着歌曲，所以那几天， 除了看花街，逛花街外也干不了其他别的事了。对于我来讲，比各种各样的鲜花更吸引我的，是年画。花街上会有一处大大的棚子，足有一个戏台那么大，里面挂满了各种年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是传统的年画，但却是当时能看得到的最多的绘画大展览，开始的几年，只有宣传文革的宣传画，比如，领袖的画像，工农兵的画像和标语，后来，有了岭南派山水国画和水彩画，那些林林种种五彩斑斓的画，一张埃着一张贴着，挂着，上边标着号码和价钱，看得我脖子酸了，每天去看好几次，都不愿离开，总盼着有新的画贴出来，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眼中，那就是一年一次的视觉和色彩的盛宴。
从1968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东川路上的变化都不太明显，两边的新建筑不多，改变不多，记忆中就只有民政局那片地，拆了，盖了新的楼房，还有牛奶公司旁边有一个下水道，文革时变成了防空洞，路上修了个入口，大家都被通知如果警报响了，路边的居民可以疏散到里边去，在备战备荒的年代，我们都相信警报有可能会响起，敌人有可能来入侵。但这并没有发生，后来，防空洞的入口被拆了，下水道还是下水道。我在东川路上，上了一年多的幼儿园，然后进了小学，小学也还是在东川路上，只约三十米之遥。那几年，是平静的，平淡的，但也是成长的岁月。
2009 年1 月初稿
东川路上的文革岁月
我们一家于1968年的年底搬入了东川路上的一所民宅居住，那时我已经5 岁了，我的幼儿园和小学时代，都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融入了东川路上的每个日落日出。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家仍都住在那临街的两个房间里。
东川路在广州市的城东面，离市中心不远，距离我们原来住的禺东三路也就只有两个站之遥。东川路北起烈士陵园的东门，南至东豪涌白云路止，15分钟即可走完全程，路的北段两旁都是省医院的住院部和宿舍大院，高高的刷成浅黄色的院墙占了东川路的四分之一，路的中段一边是菜市场，另一边是民政局所属的丧葬部门，俗称月光公司；路的南段则有牛奶公司，税务局和小学校，学校处在东川路和东华路的交界处，那个十字路口的四周还散落着一些店铺，有食肆茶楼，也有卖旧衣服的；路的最南端就是东涌上的那座十米左右的桥，桥的另一端就属白云路了，东涌原是东湖流入珠江的一条小河，后来变成臭水沟，再后来，连水都没有了。除了医院围墙内的宿舍楼群，东川路上两边的民用住宅楼共有十几幢，最高不超过四层，与那些公司和单位的建筑互相交错并排于路的两旁。另外，东川路上还有大大小小的巷口九处，有的巷子很深很长，四通八达，比如可以去到东山口，有的巷子则只是个死胡同，里面是大小的高低不一的民房。
我们住的那栋楼靠路的中段，是一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有三层共12个单元的民宅建筑，砖加水泥混凝土结构，外墙涂上一层黄色的石灰水，每个单元都带一个约3米长，一米多宽的阳台，整座建筑分两个大门入口，即上下六个单元的住户使用一个出入口，而这两个出入口大门都在大楼的后面，即不在东川路的路面上，这样一来，住在一楼那四个单元里的人就干脆把临街的阳台变成了大门，并用砖筑起一道围墙，把人行道的一部分匡起来变成了前院。那个时代，能住在解放后新盖的民宅里，有厕所有厨房，比起那些内街小巷里的平房强多了。
我们一家六口人和另外一个五口之家的古姓客家人共住在一楼的一个单元里，他们是爷爷的同事，这个单元里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古家五口人住在约二十平米的客厅，带阳台，我们家六人就住在两个卧室，共二十多平米，而厨房和厕所就两家人共用，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一道深棕色的两开木门，通向幽暗的楼道，然后是与其他的五个单元的住户共用的通往后街的出入口大门。
古家的阳台外是围墙围起来的前院，围墙从其阳台的一边一直围到我们的房间的两个窗户边上，正中间是一道灰色的木门，开门就是大路了，由于我们两家人共住一个单元，这个前院就属我们两家共用了，古家出入都用其阳台，然后走前院的门，可我们总不能进进出出都经过古家的客厅和阳台吧，因此，我们就把我们房间的一个窗户改变成“门”。我们住的两个房间各有两个大窗户，大房间的两个窗户正对前院，小房间的向着后街。于是，我们就把大房间靠近前院出入门的那扇窗户改了，把窗户中间的木间隔条锯掉，在窗台的里面和外面各放一个用木板钉成的有三级台阶的梯子，出入时先登上木梯，然后马上弯下腰，恭着身子，扶着两边的木窗框，再把脚跨过窗台，伸到另一边的梯子上，这样就完成了进出的步骤，窗户也就变成了门，独一无二的名正言顺的窗门！晚上，把里面的梯子移开，把两扇玻璃窗关上，就关上门了。一开始的时候，大人们经常碰头，即上下进出时把头撞到窗户上方的窗框上了，后来，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弯腰的幅度，就能进出自如了，我个子还小，不容易碰头。渐渐的，我们一家人就习惯了用这道窗门，不再使用客厅门旁边通往后街的楼道大门了。前院基本上就以中间的门为界，进门右侧归古家，左侧属我们，这样，我们能用的前院，约有七八平米，除了晒衣服，还搭了个鸡棚来养鸡，我和弟弟还能玩耍，打乒乓球。
搬到东川路不久，爸爸就去了干校，后来又从干校直接去了在粤北山区的三线工厂，一直到1978年的年底，才又回到医院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十年里，爸爸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厂里的车子星期六下午把他们拉到广州，星期一一大早又把他们拉回去。奶奶身体不好，得了风湿性心藏病，弟弟又小，于是，我白天就上幼儿园。我因为经常生病，去幼儿园就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幼儿园并不远，就在医院的宿舍大院内，但幼儿园的地方倒是不小，除了教室外，还有沙池和操场。记忆中的幼儿园并不热闹，冷冷清清的，小朋友也不是太多，我最常玩弄的是一枝红缨枪，人人都有一枝，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斗争。
我们住的房子虽然不在医院的宿舍大院里，但离爷爷和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也就是两百米左右，他们出了前院门，过马路，经过聋哑人服装厂和菜市场的门口，沿着医院的院墙走不多远，就是工作的部门了。那个时候的医院并不象现在的医院那么忙乱，虽然是全省最大的医院之一，但由于东川路上只是住院部和行政部门，门诊部在城的另一边，故此不常见来来往往的看病的人流，住院部的东南西北四面的几栋三至五层高的大楼全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是一个差不多有半个足球场那样大的花园，其中种有几棵比旁边的楼房还高的木棉树，住院部与爷爷和妈妈工作的后勤部之间还有另一个花园，中间有一个走廊连接起南北两边的建筑，这样，工人们把食品饭菜和医疗机械等从南边的后勤部门送到北边的各个病区时就不用被雨淋着了。医院里还有专门的花匠，在花园里精心地看护和培育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
由于距离不远，故我经常跟妈妈去她上班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下班后，比如晚上的时间，单位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会议和集会。记得有一次，在东病区的礼堂里开欢送大会，欢送部分职工去五七干校，一批批被欢送的职工胸前带着用大红布扎成的大红花，坐在舞台上，爸爸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我去了，作为家属，我们还坐在较前的位置上，看得很清楚，当时只知道看热闹，敲锣打鼓的，不知道从那天起，爸爸就要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一去就十年，每个月只能回家两次。
六十年代末期，已经是文革的中期了，要批斗的人也被批斗过了，武斗也结束了，所以，那时无论是在医院的大院里，还是在大街上，都看不到批斗大会，看不到大游行或有武力的示威斗争，反而经常有带“喜庆”的欢送仪式，除了送一些职工去干校外，每年还有定期的欢送职工的子女去上山下乡和去参军。那些被欢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带着大红花，背着背包，在锣鼓声中登上了墨绿色的东风牌大军车扬长而去。军属的家门口还贴上了红色的对联，上书有光荣之家或“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等字样。另外的集会还有每逢节日如国庆，党生日和劳动节等，医院里都有庆祝大会，有唱歌跳舞等文艺表演，都是职工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比如跳忠字舞， 唱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歌曲，模仿革命样板戏片断等，那个时候，文艺很重要，是衡量一个单位是不是能紧跟形势和执行党的指示的重要指标，于是，大家除了要背语录外，还要唱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人人皆唱的革命歌曲。除了大型的集会，每星期各科室都有晚上的读报学文件，我常跟着爷爷或妈妈去，因为其他人也常带小孩去，这样，小孩在外面玩，大人们在里面读报开会学习。
除了去看病，医院大院里有什么好玩的呢？当时各大楼之间尚有很大空间，除了花草树木，花匠们还摆上应节适时的盆栽，绿化不比公园里的差。在东病区，那是省级以上的首长和越南共产党领袖们的疗养地，那一片几座大楼和礼堂间更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池子里还有金鱼在游弋。我还记得木棉树开花时，孩子们都在树下面等那又大又红的花朵掉下来，然后一拥而上去捡，当那白色的棉絮轻轻地随风飘下来时，大家也追着去抢。木棉树一年才开一次花，但是鸡蛋花就常有，黄色和白色相间的鸡蛋花经常散落一地，静静地铺盖着路边的泥土。到了夏天，高大的映树开满一片片鲜红的小花，挡着烈日艳阳，带来片片阴凉，引出阵阵的蝉鸣。有时在台阶上跳上跳下，在斜坡上跑几个来回，再到处拾些花朵，就玩过了半天，等妈妈下班一起回家。
隔壁的古叔叔是单位里的兼职电影放映员，所以我们经常去看电影，在宿舍大院的露天场地上公开放映的片子要去看，带着板凳吃完晚饭就去找个好位置，在东病区给首长和越南朋友们放的片子，也跟着叔叔因工作之便而进去。那时的越南电影虽然也多是黑白的，故事和我们的不太一样，主要是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等，比如，“前方在召唤”, “阿蓉”等片子我还能记得一点情节。
妈妈还要负责检修医院里的电梯，偌大的医院， 当时只有两座电梯，一在普通病区，一在高干病区。如果妈妈带上我，在电梯上来回上下几趟，那也是很好玩的，那时电梯不是到处都有和可以随便上去的。此外，每月妈妈都要值夜班，有时我也会跟着去，一来有专门的值班房可以睡觉，二来是上夜班有夜宵加餐，我很爱吃食堂送来的包子炒面热粥等东西。不过，提到食堂，也不是经常吃好的，常常搞些忆苦餐，比如，学习了批斗大地主刘文彩的文件后，忆苦餐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了长工们的血泪，尝尝吃野菜的滋味。
东川路上医院所属范围内所有的围墙在文革时期都不闲着，上面经常更换各式各样的语录和口号标语，黄色的墙， 红色的大字，十分醒目，“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路边都涂满了各式口号标语，而且经常变换。文革时单位上的有点美术才能的人们都很忙，经常涂刷标语，到处画满主席的头像，出宣传板报，布置要经常举行会议的大礼堂，处处都营造出革命的气氛，表达一心一意跟着党走的决心。爷爷有一个徒弟书法和绘画都不错，时时临危受命，把工作间变成画坊，我有时也在一旁看看学学。
东川路上的交通那时候并不繁忙，只有16 和18两条线的公共汽车，马车也可以看见，主要是城郊的农民每天往菜市场运送蔬菜的马车，另外也有小型的机动运货车和人力三轮运货车，因为牛奶公司每天都要进出产品。我们家左侧的牛奶公司和我们家马路对面右边的菜市场是东川路上每天天一亮就开始吵吵闹闹的地方，文革时肉类蔬菜食油都是凭票供应的，牛奶则是凭医生处方去换成牛奶票，于是，居民们每天清早就去菜市场排队等候买菜买肉，有时候子夜时分就可见市场门口人影依稀，天亮时早已有各式各样的板凳木椅排了一串，大约到了早上十点多，菜市场内的菜和肉都卖完了。而在牛奶公司这边，天没亮就开始发放牛奶，住在广州城东面的病人家属大多都赶到这里来领牛奶，而运往其它各发放点的奶车这时也在装车，牛奶都是用玻璃瓶装的，丁丁当当的，我们家都听得很清楚，等我们早上出门时，排队领牛奶的人龙已散去，但牛奶公司门口上下午都有运冰车在把几百斤重的冰块一块块地卸下来，再由工人们一块块的拖进去，所以经过其门口时，常常是满地水汪汪的，我和其他孩子们一样，经过时会停下来看看地上有没有遗落的小冰块可捡，也许那些冰渣滓到了家门口就化掉了，但在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甚至没有电风扇的日子里，顶着南国的艳阳，把小冰块在脸上一擦，那滋味比回家扇葵扇子强多了。
路上也有阴森恐怖小孩子们特别是我不想经过的地方，那就是月光公司。从我家大楼往右经过两个胡同口便是， 是一个很旧的象是古老旧教堂的水泥建筑，外墙破落不堪，辨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了，里面暗暗的，民政局用它来做给人办丧事的地方，故总会有阵阵哭声传出来。我经过那地方总要大人们领着，并且眼睛决不往里看。也许那真是个人憎鬼魇的地方，不久后，民政局就把它改为修车厂，再后来就把那整个建筑拆掉了，用那片地盖起了两大座民政局宿舍楼，有六七层高，成了当时路上最高的建筑。
在许多广州人的记忆里，东川路是因为花街才广为人知的。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文革的中后期了，政府决定在每个区选出一非繁忙路段，在春节的前十天封路搭建花市。迎春花市是广州地区重要的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当时用“恢复”两字，即恢复广州地区的迎春花市，但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新奇事一桩。平日车水马龙的路上突然有一天清早起来完全没有了汽车声，只见路上放满了一堆一堆的长长的竹子，长的都有十米那么长，路的北端即中山二路烈士陵园东门对开处到南面和东华路交界处两头被封闭起来，只有人和自行车能进出，工人们从早到晚用竹子赶搭起不同形式的售卖各类鲜花的临时架子和铺位，真神奇，不出两三日功夫，约四百米多的马路上就建起了各类竹棚子和架子，郊区的花农们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运来了各式鲜花入住了这些临时的铺位。广州人过春节的传统是每家每户都要摆些鲜花在厅堂里迎春，菊花和勺药花是最常见的，高档一点的是剑兰，腊梅，桃花还有一盆盆的金橘。办花街的那几天，孩子们就几乎整天地在路上游荡，虽然严冬寒气阵阵，但要过春节了，广州人过春节最热闹的莫过于逛花街看花买花了，我们就住在花街上，一开门就花香扑鼻，人声鼎沸，还有从早到晚花街指挥部的广播大喇叭不间断地播放着歌曲，所以那几天， 除了看花街，逛花街外也干不了其他别的事了。对于我来讲，比各种各样的鲜花更吸引我的，是年画。花街上会有一处大大的棚子，足有一个戏台那么大，里面挂满了各种年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是传统的年画，但却是当时能看得到的最多的绘画大展览，开始的几年，只有宣传文革的宣传画，比如，领袖的画像，工农兵的画像和标语，后来，有了岭南派山水国画和水彩画，那些林林种种五彩斑斓的画，一张埃着一张贴着，挂着，上边标着号码和价钱，看得我脖子酸了，每天去看好几次，都不愿离开，总盼着有新的画贴出来，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眼中，那就是一年一次的视觉和色彩的盛宴。
从1968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东川路上的变化都不太明显，两边的新建筑不多，改变不多，记忆中就只有民政局那片地，拆了，盖了新的楼房，还有牛奶公司旁边有一个下水道，文革时变成了防空洞，路上修了个入口，大家都被通知如果警报响了，路边的居民可以疏散到里边去，在备战备荒的年代，我们都相信警报有可能会响起，敌人有可能来入侵。但这并没有发生，后来，防空洞的入口被拆了，下水道还是下水道。我在东川路上，上了一年多的幼儿园，然后进了小学，小学也还是在东川路上，只约三十米之遥。那几年，是平静的，平淡的，但也是成长的岁月。
2009 年1 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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